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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為何忌憚“企業負起責任”動議

很少有企業了解自己產品的原材料都來自哪裡,更不要說原材料生產與開採者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了。 Keystone / Nyein Chan Naing

瑞士的大型跨國公司幾乎一致反對一項要求企業對其海外行為負起更多責任的動議。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

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11月18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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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開的一封信中,瑞士幾家大型跨國公司的15名董事會成員呼籲瑞士民眾在11月29日投票反對“企業負起責任-保護人類與環境” 動議。瑞士水泥生產商拉法基霍爾希姆公司(LafargeHolcim)董事會主席在《時代報》上撰文指出(法)該動議的要求“極其荒謬”,諾華(Novartis)和雀巢(Nestlé)的董事會成員也紛紛表示,如果該動議表決通過,恐將引發大量針對企業的訴訟,這將導致他們重新評估對於高風險國家的投資。

他們擔心的根本問題在於該動議的法律責任條款,該條款允許個人起訴公司侵犯其權利的行為。但是,該動議為公司提供了一個擺脫責任的途徑。動議指出,如果公司可以證明他們已採取適當的措施保護人權和環境,則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因此,負責任的公司可以無所畏懼,甚至還能從這類立法中受益。” 商業與人權資源中心(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的約翰內斯·布蘭肯巴赫(Johannes Blankenbach)表示。該中心是一家研究性非政府組織,負責跟踪監測全球1萬家公司的影響。

一些法律專家認為,瑞士法律已有規定,公司必須為其海外行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該動議只是提供更加清晰的責任認定依據。瑞士的所有大型跨國公司都承諾保護人權和環境,並採取了相關政策和實踐來履行這一承諾,那他們為何如此緊張?

怎樣才算“足夠好”?

領導雀巢人權工作的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亞恩·維斯(Yann Wyss)表示,允許公司證明自己已採取適當的措施避免風險,並不能減輕其對法律責任的擔憂。

“你可以制定嚴格的政策,但你永遠無法100%確定人們的行為方式。我們不能冒這個險。”

一家龍頭大宗商品貿易商的經理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公司知道哪裡存在風險,但“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永遠不夠。”

其他公司也持相同觀點,認為“足夠好”的定義並不明確。 2011年,經過五年多的討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一致通過了《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文件指出,保護人權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公司在其經營活動和整個供應鏈中也負有責任。

《框架指導原則》呼籲公司識別、預防和減輕風險,但卻沒有設定明確的標準來定義何種做法才算“足夠好”,可以讓企業免除責任。

蘇黎世大學法律研究員尼古拉斯·布埃諾(Nicolas Bueno)解釋說,這本來就不是這份文件的出發點。 《框架指導原則》的根本目的在於減少人權風險並防止傷害。

瑞士現行法律對責任有何規定?

蘇黎世菲謝爾(Vischer)律師事務所國際訴訟和仲裁律師姆拉登·斯托吉爾科維奇表示,根據《瑞士債法典》第41條的責任構成要件(損害、不法、因果關係、過錯),瑞士公司已經有必要為其在海外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也有法律學者將第55條解釋為公司須對供應鏈中更廣泛的合作夥伴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依據。

然而,這在法律上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法律錯誤”通常由行為發生地的法律界定。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地法律可能不會將這些行為視為非法,或者人們可能無法訴諸司法。 “企業負起責任-保護人類與環境”動議希望對這種情況適用更高的標準,即瑞士標准或國際標準。

動議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對該動議是否會催生出新法律或只是澄清現有法律存在爭議。斯托吉爾科維奇說:“真相也許不是非黑即白,因為沒有先例,沒有瑞士法院裁定公司應根據瑞士法律對其在國外涉及人權和環境的違法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有些人認為,整個申訴的舉證責任存在倒置問題。但斯托吉爾科維奇表示,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動議進行法律追責時,並不要求申訴方證明對方的過錯,因此“不存在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通過盡職調查)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倒置。雙方都各執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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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踩雷

蘇黎世Focusright諮詢公司的西比勒·鮑姆加特納(Sibylle Baumgartner)表示,盡職調查(即跟踪整個供應鏈中發生的一切)對某些公司而言太過抽象。這家諮詢公司主要幫助企業制定各項工作的優先順序。

審核哪些供應商應該如何確定?是否應該將解決童工問題置於解決工作場所歧視問題之上?如果公司的商業模式是基於銷售高價藥物或化石燃料貿易,而這種生意本身就容易產生風險,那又該怎麼辦?

聯合國的《框架指導原則》提供了指南,但仍然存在未明確界定的領域。這意味著可能會出現公司沒有注意到的風險。公司主要擔心這些未明確界定的領域以及潛在的法律風險。

鮑姆加特納指出:“你必須從存在最嚴重人權侵犯行為的地方入手。比如說,如果你從國際貿易商那裡購買鈷,則必須假定鈷來自剛果,那裡的礦山存在已知的童工問題。”

鮑姆加特納補充說,在輿論場上,公司如果說他們不知情,是難以擺脫追責的。但是,很少有大公司能夠將其產品一直追溯到源頭。

雀巢每天從600萬戶農民那裡採購原材料。維斯認為:“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風險,就需要知道原材料來自哪裡。”雀巢公司知道70%的原材料來自何處,但他不確定是否能100%追溯到源頭。

信心問題

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 Gallen)商業倫理學教授弗洛里安·韋特斯坦(Florian Wettstein)表示,公司強烈反對這項動議表明他們對自己的盡職調查工作要麼充滿信心,要麼缺乏信心。

他說:“公司稱他們遵​​守聯合國的《框架指導原則》,但是許多人知道,在盡職調查方面,他們沒有做應做的事情。”他承認“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製藥巨頭諾華擁有超過10萬家直接供應商,其供應鏈中還有50萬家更為上游的供應商。該公司告訴瑞士資訊,其最大的盡職調查風險可能位於供應鏈遠端,而試圖評估和管理所有這些風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例如,在2018年,有指控稱巴西農場在收穫巴西棕櫚蠟(某些藥物的原料)時存在強迫勞動的現象。

這些指控並未直接涉及製藥業,但諾華啟動了一項調查,因為這種蠟可用於包衣藥片。它沒有發現供應商存在強迫勞動問題,但依然鼓勵整個製藥行業去解決這一問題。

研究表明,大多數公司甚至都還沒有考慮這些問題。歐盟委員會發現,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公司對其人權和環境影響進行全面評估,而只有16%的公司對其在整個價值鏈中的影響進行評估。

瑞士政府(德)於2018年委託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大約130家瑞士公司中,只有20%的公司在評估自身風險。

企業責任並非法律責任

公司還表示,根據“企業負起責任-保護人類與環境”動議的條款,它們可能要為第三方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這讓它們感到不安。擬議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公司只對其“經濟控制”下的實體的侵權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並未明確說明其含義。

鮑姆加特納在創立Focusright諮詢公司之前曾在瑞士旅遊業集團Kuoni和瑞士零售商Coop工作,他強調:“公司無法通過控制進口商來對真正有問題的礦山或農場施加影響。跨國公司與礦山之間有時存在四到五層的供應關係。因此,公司的目標不是去控制整個價值鏈,而是想方設法增加自己的影響力。這便是困境所在。”

“企業負起責任-保護人類與環境”動議的發起人意識到了這一難題,於是他們在將動議提交公決之前,盡量縮小動議案文中的法律責任範圍。作為發起該動議的委員會成員,韋特斯坦表示:“公司不會因為科特迪瓦的可可種植小農戶的行為而被起訴,但如果他們不注意確保直接供應商保護人權的話,他們就會被起訴。這種對於公司的期望也並非不合理。”

ABB的一位發言人告訴瑞士資訊,公司“希望每一個為ABB工作的人,無論其是直接作為員工還是間接在我們的供應鏈中工作,都能尊重每個人的人權。”

羅氏(Roche)也宣稱,公司肩負著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標準的“重大責任”,並在全球範圍內的子公司中及其與供應商的關係中執行合規政策。

但是,許多公司擔心企業責任與法律責任之間界線模糊,並且不相信動議關於“經濟控制”的狹義解釋會運用於實際情況。

雀巢公司的維斯說:“法律意義上的責任完全是另一個概念,它指的是你要為供應鏈中發生的事情承擔法律責任。”

“如果該動議明確規定我們只需要確保直接供應商合規,那麼我們會覺得更放心。我們與15萬家供應商建立了合同關係,並在合同中規定他們必須遵守我們的政策。我們每年都會對其進行審核。”

雀巢正在面臨科特迪瓦一群前兒童奴隸的起訴。他們聲稱雀巢公司的美國子公司和其他巧克力公司涉嫌助紂為虐,明知故犯地購買童工生產的可可。雀巢公司表示,它正在進行反訴,並一直致力於打擊可可生產中的童工現象。

替代方案缺乏約束力

“企業負起責任-保護人類與環境”動議的發起人表示,它的目標不是讓公司在訴訟和賠償受害者方面掏錢,而是要確保侵權行為壓根不會發生。

韋特斯坦指出,英國等地要求公司報告為防止奴役所做的工作,這些例子表明“如果不採取制裁措施,很少有公司會採取行動”。他懷疑,如果交由選民公決的不含法律責任條款的反提案獲得通過,那麼情況很難會有改觀。

布蘭肯巴赫對此表示贊同。 “沒有法律責任,便沒有約束力,就不會有真正的公平競爭環境,因為對公司的要求在實踐中很容易被規避。”

歐盟即將頒布的立法會超出反提案中的內容。韋特斯坦警告:“如果瑞士不通過這項動議,我們將落後於歐盟。”

如果該動議獲得通過,很難說是否會有大量的訴訟。蘇黎世菲謝爾(Vischer)律師事務所國際訴訟和仲裁律師姆拉登·斯托吉爾科維奇(Mladen Stojiljković)透露:“瑞士不是一個好打官司的國家。原告必須滿足很高的舉證要求。此外,還很難獲得對方掌握的證據。” 這使得在瑞士法院證明被告有過錯非常困難。

蘇黎世大學的布埃諾估計:“如果真的有大量的訴訟,那就意味著瑞士公司的人權問題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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