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兒童是如何被送至瑞士的

在智利聖地牙哥，一名女性在象徵性的童鞋旁哀悼，這些童鞋是為了紀念被非正式收養的兒童。 Malte Seiwerth

在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瑞士人收養了大量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其中智利兒童因膚色較淺而尤受青睞。如今，越來越多當年被收養的智利人發現，他們並非被遺棄，而是在母親毫不知情或被脅迫的情況下被強行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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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代，超過20’000名智利兒童被送到國外被收養。在瑞士駐聖地牙哥大使館的幫助下，我們了解了一下瑞士當年的收養狀況。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越來越多的瑞士家庭從國外收養了孩子，在這些被收養的孩子中大部分來自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瑞士人之所以從國外收養孩子，一是因為未能實現的求子夢；二也是因為瑞士的孤兒越來越少；三是出於希望幫助貧困兒童的善意。根據統計，直至2000年，共有15’000多名兒童在瑞士被收養。

智利兒童「因為膚色較白」在瑞士尤其受歡迎，瑞士大使館在1989年寫道，至少384名智利兒童被瑞士夫婦收養。瑞士資訊swissinfo記者在尋找資料時，從幾個州的州檔案館中找到了34份匿名的智利兒童收養文件。

據估計，那些年智利共有兩萬多名所謂的「棄兒」被送往國外被人收養。然而事實情況卻是，他們被從母親身邊強行帶走，而那些帶走孩子的可疑中介從收養機構手中獲益。現在，這些受害者要求澄清真相並獲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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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親拋棄的感覺

生活在瑞士西部城市沃韋的安格麗娜-洛麗塔·馬松(Angeline-Lolita Masson)是在三個月大時被收養的。她說：「我一直以為自己是被生母遺棄的。」一名律師當時告訴她的養父母，一名智利的性工作者遺棄了這個新生兒-他救了她。直到兩年前，37歲的安格麗娜-洛麗塔才得知，她是被從母親身邊強行帶走的，那位把她交給養父母的律師大概從中賺到了錢。而她的母親克萊門蒂娜-羅莎·貝塞拉-萊昂(Clementina Rosa Becerra León)其實一直在找她。

2025年1月安格麗娜-洛麗塔·馬松(Angeline-Lolita Masson)與親生母親見了面。 Franziska Frutiger

而安格丽娜-洛丽塔的命运是成千上万女性的代表。2025年3月，在圣地亚哥人权博物馆前，一个纸板做成的人像前面摆满了手工编织的婴儿鞋。这个装置是“无声的母亲与孩子”(Hijos y Madres del Silencio)组织设立的，该组织是一个亲生母亲组织在一起的团体。

大多数失去孩子的生母都有这些共同的特点，她们都在很年轻时就怀了孕，大多数未婚，有些是当地的土著少数民族。她们往往住在乡村或大城市的贫民区。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抱走：有时，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孩子生出来就死了；有时则是社会工作者或家庭成员强迫她们放弃自己的孩子。

而安格麗娜-洛麗塔的命運是成千上萬女性的代表。2025年3月，在聖地牙哥人權博物館前，一個紙板做成的人像前面擺滿了手工編織的嬰兒鞋。這個裝置是「無聲的母親與孩子」(Hijos y Madres del Silencio)組織設立的，該組織是一個親生母親組織在一起的團體。

大多數失去孩子的生母都有這些共同的特點，她們都在很年輕時就懷了孕，大多數未婚，有些是當地的土著少數民族。她們往往住在鄉村或大城市的貧民區。孩子出生後不久就被抱走：有時，是醫院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們，孩子生出來就死了；有時則是社工或家人強迫她們放棄自己的孩子。

智利法院扮演的角色

針對包括智利調查入口網站「Ciper」在內的調查結果顯示，智利的法官在這些非常規收養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是由醫院工作人員、律師、社會工作者和國外收養機構組成的龐大網絡的一部分，這些機構事先確定了母親的身份，然後通過脅迫或欺詐手段將新生兒從她們身邊帶走。最後從國外收養機構賺錢。 2025年6月初，智利一家法院首次對一名涉案法官和其他四名被指控犯下此類罪行的人發布了逮捕令。

儘管這些罪行大多發生在30多年前，但仍有提起訴訟的可能。智利司法部門認為，這種非常規收養行為在某些情況下有可能構成侵犯人權罪，因此，可以忽略訴訟期限。

在1973年-1990年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智利的兒童出口現象達到高峰。當時，完全沒有針對法院判決為自己辯護的可能。對醫院的死產說法提出質疑的母親會受到警察的威脅。如果被軍隊逮捕，則可能遭受酷刑甚至被處以死亡。

無據可查

在瑞士資訊記者所能查閱的34份匿名收養檔案中，有些幾乎沒有關於孩子來源的任何資訊；有些則只包含法院對孩子離境的授權；有些檔案中少了母親的同意收養說明或孩子被遺棄的內容。然而，在瑞士，為這些都是收養程序所必需的資訊。

而也有一些內容豐富得多的檔案：在大多數情況下，法院會將監護權授予一對已婚夫婦，以便他們日後可在瑞士收養孩子。文件上顯示，「生母同意收養」或孩子被「遺棄在」醫院。有些檔案中會有社工對親生父母窘迫生活條件的描述，以此說明收養的必要性。從字面上看，毫無違規跡象。

然而，記者作為旁觀者不難看出，有些法庭文件存在著造假嫌疑：針對親生父母的陳述是虛構的；簽署的同意書也是偽造的。孩子被從母親身邊帶走，之後既未告知她們進展情況，也未徵求她們的意見。

瑞士大使館促進了收養行為

「無聲的母親和孩子」組織在聖地牙哥設立的紙板裝置。 Malte Seiwerth

瑞士官方當時其實本來可以乾涉。因為早在1988年8月，《週日報》(Sonntags-Zeitung)就發表了一篇關於智利販賣兒童的調查報道。記者在文中揭露，瑞士人可以以最高22’400瑞郎(約合人民幣20萬元)的價格購買所謂的「被遺棄兒童」。記者認為，這是一個在貧窮、缺乏避孕措施和受軍政府支持的背景下衍生出的由「黑手黨」操控的黑市。

在聯邦檔案館，瑞士駐智利聖地牙哥大使館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這份報告。然而，瑞士駐智利使館卻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打擊這種違規行為，也未向瑞士政府通報相關不當操作，而是繼續推動從智利收養兒童。在伯恩的聯邦檔案館裡，可以查到，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大使館工作人員依然在信中向計劃收養孩子的夫婦提供資訊，有時是提供領養機構的地址；有時是提供哪個地區有特別多孩子的信息。檔案中還有駐其他國家的瑞士大使館工作人員對收養兒童感興趣的記錄。

2020年，瑞士政府為自己的失誤表示道歉，並委託進行了幾項調查，以進一步了解這種非正常收養的規模。

非常規收養的結束

自1990年智利恢復民主機制以來，收養機構的活動範圍日益受限。1990年代，智利政府實施了多項改革，旨在打擊司法系統內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並對國際收養行為予以限制。1999年(比瑞士早三年)智利加入了《海牙領養公約》。從那時起只允許與成員國之間的收養，這也標誌著瑞士跨國收養的終結。

海牙領養公約

為了保護兒童、促進國際間領養工作的合作，海牙領養公約對國際間領養中介機構的合作作出了規定。

於1993年5月底在荷蘭通過的領養公約，就領養兒童來源國和接收國的合作、國際標準以及國際領養行為等作出了規定。

公約的目的在於，盡力避免綁架、販賣及買賣兒童現象的發生。公約力求確保在跨國領養行為中，盡量保障兒童的幸福及權益。

海牙領養公約規定，只有當待領養兒童在本國沒有其他合理解決辦法，且領養家庭所在國確認，其領養家庭處在適宜於領養兒童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跨國領養。只有在來源國和接收國都同意的情況下，領養行為才能發生。

公約規定，每個公約簽訂國均要設立一個中央專業諮詢處，負責提供有關領養的資訊和辦理相關手續。

30多年後，仍有數千人在尋找他們的親生父母或失去的孩子。受害者組織「無聲的母親和孩子」也呼籲當時的相關國家幫助尋找親生父母。其中重要的一個步驟是建立一個DNA資料庫，因為很多時候，收養程序中提供的親生父母的資訊是虛假或不完整的。6月初，智利政府響應這項要求，建立了這樣一個資料庫。

那些非常規收養的受害者，例如安格麗娜-洛麗塔·馬松，覺得自己未能從瑞士官方得到的足夠支持。她說：「面對殘酷的真相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她需要更多的支持；需要瑞士從受害者的利益出發，找到正確面對當年所犯錯誤的方式。

馬松說：「我每次都受到真誠的接待。但因為管理混亂，所以經常要面對數月的等待和無數的行政手續。對我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精神補償和能有機會與我的親生家庭共享相聚時光。」

 (編輯：Benjamin von Wyl，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