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儿童是怎样被出口到瑞士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瑞士人收养了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其中智利儿童因肤色较浅而尤受青睐。如今，越来越多当年被收养的智利人发现，他们并非被遗弃，而是在母亲毫不知情或被胁迫的情况下被强行带走。
直到20世纪90年代，超过20’000名智利儿童被送到国外被收养。在瑞士驻圣地亚哥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了解了一下瑞士当年的收养情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瑞士家庭从国外收养了孩子，在这些被收养的孩子中大部分来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瑞士人之所以从国外收养孩子，一是因为未能实现的求子梦；二也是因为瑞士的孤儿越来越少；三是出于希望帮助贫困儿童的善意。据统计，直至2000年，共有15’000多名儿童在瑞士被收养。
智利儿童”因为肤色较白”在瑞士尤其受欢迎，瑞士大使馆在1989年写道，至少384名智利儿童被瑞士夫妇收养。瑞士资讯swissinfo记者在查找资料时，从几个州的州档案馆中找到了34份匿名的智利儿童收养文件。
据估计，那些年智利共有两万多名所谓的“弃儿”被送往国外被人收养。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他们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而那些带走孩子的可疑中介从收养机构手中获益。现在，这些受害者要求澄清真相并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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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亲抛弃的感觉
生活在瑞士西部城市沃韦的安格丽娜-洛丽塔·马松(Angeline-Lolita Masson)是在三个月大时被收养的。她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生母遗弃的。”一名律师当时告诉她的养父母，一名智利的性工作者遗弃了这个新生儿-他救了她。直到两年前，37岁的安格丽娜-洛丽塔才得知，她是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的，那位把她交给养父母的律师大概从中赚到了钱。而她的母亲克莱门蒂娜-罗莎·贝塞拉-莱昂(Clementina Rosa Becerra León)其实一直在找她。
而安格丽娜-洛丽塔的命运是成千上万女性的代表。2025年3月，在圣地亚哥人权博物馆前，一个纸板做成的人像前面摆满了手工编织的婴儿鞋。这个装置是“无声的母亲与孩子”(Hijos y Madres del Silencio)组织设立的，该组织是一个亲生母亲组织在一起的团体。
大多数失去孩子的生母都有这些共同的特点，她们都在很年轻时就怀了孕，大多数未婚，有些是当地的土著少数民族。她们往往住在乡村或大城市的贫民区。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抱走：有时，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孩子生出来就死了；有时则是社会工作者或家庭成员强迫她们放弃自己的孩子。
智利法院扮演的角色
针对包括智利调查门户网站”Ciper”在内的调查结果显示，智利的法官在这些非常规收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由医院工作人员、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国外收养机构组成的庞大网络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事先确定了母亲的身份，然后通过胁迫或欺诈手段将新生儿从她们身边带走。最后从国外收养机构那里赚取金钱。2025年6月初，智利一家法院首次对一名涉案法官和其他四名被控犯有此类罪行的人发布了逮捕令。
尽管这些罪行大多发生在30多年前，但仍有提起诉讼的可能。智利司法部门认为，这种非常规收养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构成侵犯人权罪，因此，可以忽略诉讼期限。
在1973年-1990年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智利的儿童出口现象达到顶峰。当时，完全没有针对法院判决为自己辩护的可能。对医院的死产说法提出质疑的母亲会受到警察的威胁。如果被军队逮捕，则可能遭受酷刑甚至被处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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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据可查
在瑞士资讯记者所能查阅的34份匿名收养档案中，有些几乎没有关于孩子来源的任何信息；有些则只包含法院对孩子离境的授权；有些档案中少了母亲的同意收养说明或孩子被遗弃的内容。然而，在瑞士，为这些都是收养程序所必需的信息。
而也有一些内容丰富得多的档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会将监护权授予一对已婚夫妇，以便他们日后可在瑞士收养孩子。文件上显示，”生母同意收养”或孩子被”遗弃在”医院。有些档案中会有社会工作者对亲生父母窘迫生活条件的描述，以此说明收养的必要性。从字面上看，毫无违规迹象。
然而，记者作为旁观者不难看出，一些法庭文件存在造假嫌疑：针对亲生父母的陈述是虚构的；签署的同意书也是伪造的。孩子被从母亲身边带走，之后既未告知她们进展情况，也未征求她们的意见。
瑞士大使馆促进了收养行为
瑞士官方当时其实本可以予以干涉。因为早在1988年8月，《周日报》(Sonntags-Zeitung)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智利贩卖儿童的调查报道。记者在文中揭露，瑞士人可以以最高22’400瑞郎(约合人民币20万元)的价格购买所谓的”被遗弃儿童“。记者认为，这是一个在贫穷、缺乏避孕措施和受军政府支持的背景下衍生出的由”黑手党”操控的黑市。
在联邦档案馆，瑞士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份报告。然而，瑞士驻智利使馆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打击这种违规行为，也未向瑞士政府报告相关不当操作，而是继续推动从智利收养儿童。在伯尔尼的联邦档案馆里，可以查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使馆工作人员依然在信中向计划收养孩子的夫妇提供资讯，有时是提供领养机构的地址；有时是提供哪个地区有特别多孩子的信息。档案中还有驻其他国家的瑞士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收养儿童感兴趣的记录。
2020年，瑞士政府为自己的失误表示道歉，并委托进行了几项调查，以进一步了解这种非正常收养的规模。
非常规收养的结束
自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机制以来，收养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受限。20世纪90年代，智利政府实施了多项改革，旨在打击司法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并对国际收养行为予以限制。1999年(比瑞士早三年)智利加入了《海牙领养公约》。从那时起只允许与成员国之间的收养，这也标志着瑞士跨国收养的终结。
为了保护儿童、促进国际间领养工作的合作，海牙领养公约对国际间领养中介机构的合作作出了规定。
于1993年5月底在荷兰通过的领养公约，就领养儿童来源国和接收国的合作、国际标准以及国际领养行为等作出了规定。
公约的目的在于，尽力避免绑架、出售及买卖儿童现象的发生。公约力求保证在跨国领养行为中，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的幸福及权益。
海牙领养公约规定，只有当待领养儿童在本国没有其他合理解决办法，且领养家庭所在国确认，其领养家庭处在适宜于领养儿童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跨国领养。只有在来源国和接收国均同意的情况下，领养行为才能发生。
公约规定，每个公约签订国均要设立一个中央专业咨询处，负责提供有关领养的信息和办理相关手续。
30多年后，仍有几千人在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或丢失的孩子。受害者组织 “无声的母亲和孩子”也呼吁当时的相关国家帮助寻找亲生父母。其中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建立一个DNA数据库，因为很多时候，收养程序中提供的亲生父母的信息是虚假或不完整的。6月初，智利政府响应这一要求，建立了这样一个数据库。
那些非常规收养的受害者，比如安格丽娜-洛丽塔·马松，觉得自己未能从瑞士官方得到的足够支持。她说，”面对残酷的真相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需要更多的支持；需要瑞士从受害者的利益出发，找到正确面对当年所犯错误的方式。
马松说：”我每次都受到真诚的接待。“但因为管理混乱，所以经常要面对数月的等待和无数的行政手续。”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精神补偿和能有机会与我的亲生家庭共享相聚时光。”
(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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