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從疫情學到了什麼？
自從疫情爆發已經過去5年了，世界健康領域彷彿又恢復了歲月靜好。然而那段疫情還是在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中留下了烙印。現在歐洲各國的公共媒體都在總結疫情對我們社會的影響，想知道歐洲到底從疫情中學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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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由歐洲廣播聯盟發起的“歐洲視角”(A European Perspective)項目，聯合歐洲各國公共媒體調查了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在新冠病毒被宣佈為大流行病五年後，歐洲正在對疫情帶來的變化進行反思。整個歐洲大陸的公共媒體對這種影響是怎麼報道的？如果出現新的威脅，歐洲還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嗎？
五年前，當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冠病毒(Covid-19)成為全球大流行病時，整個世界都靜止了。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敲響的警鐘，讓全球知道這種自2019年底以來爆發的疫情已經開始肆虐。
歐洲的民眾當時首次聽說了這種來自中國的病毒，並在電視上看到了軍車駛過義大利貝加莫市(Bergamo)街道的畫面，該市已成為歐洲的疫情爆發點。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報道稱，貝加莫省在一個月內已有6000人死亡，比其他地區的2000死亡人數高出了許多。那個地區的悲痛在五年後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
是一個由歐洲廣播聯盟(EBU)發起的項目，旨在促進歐洲公共媒體之間的合作和內容共享。該項目匯集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報道和節目，使觀眾能夠從多種視角了解歐洲的事件和問題。
透過這個平台，參與的媒體可以分享影片內容，提供更廣泛的新聞覆蓋，並促進跨國界的理解和交流。這不僅有助於提升新聞質量，還能讓觀眾獲得更全面的資訊。
疫情爆發後不久，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出現了類似的數字和統計數據。疫情正式爆發一個月後，醫院已經不堪重負，政府也難以應付這種緊急狀況。歐洲各國都臨時搭建了新的疫情中心，西班牙就是其中之一，截至2020年4月2日，西班牙共出現了10萬例新冠病例和1萬例死亡案例，單日死亡人數達950人。 「班牙衛生管理局時任局長佩德羅·古隆(Pedro Gullon)告訴西班牙廣播電視台(RTVE)：「這讓我們措手不及。原本第一波疫情可以加以抑制，但沒有人能夠阻止它。 」
強硬措施帶來深刻教訓
“抗原體”、“PCR測試”、“核酸”、“群體免疫”或“宵禁”等與大流行病相關的詞彙成為人們日常談論的對象。反覆採取的封鎖、追蹤和隔離措施讓人們日漸疲憊，最終引發了抗議活動。比利時廣播電視台(RTBF)通報，2021年，比利時發生了針對防疫措施的暴力示威活動。
比利時衛生部長弗蘭克·范登布魯克(Frank Vandenbroucke)認為，新冠病毒的第一波疫情之後很快又出現了新的疫情和不同的病毒變種，「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學習的機會：關閉學校、支持服務、心理治療中心等，相當於關閉了整個支持系統，這有些太過分了……，這是政府部門一開始就吸取的措施，可能並不正確，但也讓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
在所有措施中，關閉學校似乎帶來了最持久的影響，直到現在五年過去了，有些國家還在對這項措施帶來的後果進行評估。
以捷克共和國為例，當疫情期間將教學轉移到線上時，青少年突然之間失去了面對面接觸的機會；緊接著又是長時間的隔離，這導致他們出現了心理健康問題。捷克國家電視台CT報道，尤其是少女群體中出現了自殘行為。在此期間，許多青少年選擇在社群媒體上尋找支持和聯繫。布拉格一所小學的校長瓦茨拉夫·哈維爾卡(Václav Havelka)表示，在遠距授課時期，許多學生對網路平台產生了依賴。
在葡萄牙，學生回憶封鎖時的艱難依然記憶猶新。 18歲的盧卡斯說，這對我的注意力產生了影響。「線上課程讓我嚇到了，因為線上上課時，你很容易分散注意力，但也沒有人管你。但後來到了十年級，我才意識到自己有一些基礎知識的漏洞。疫情爆發時，特雷莎只有8歲，她回憶說：「我認為疫情對我的童年產生了影響，因為我的童年是在家裡度過的。 」
長期隔離的生活給年輕一代留下了烙印，而最先受到新冠病毒浪潮影響的卻是療養院裡的老人。「布魯塞爾地區一家療養院的院長史蒂夫·多延(Steve Doyen)告訴比利時廣播電視台(RTBF)：「我們將安寧療護病房改造成了Covid-19病房。有時一個晚上就會有幾個老人死亡，夜班護士們往往束手無策，只好發出求助，就連殯儀館的人也不知所措。」
瓦隆省前衛生部長克里斯蒂·莫里亞爾(Christie Morreale)每天都要面對出現在她辦公桌上的死亡數字。她說：「最痛苦的時刻可能就是看到死亡人數這一欄的時候。」
看得見的變化，揮之不去的疑慮
儘管如今在歐洲社會仍能感受得到普遍的居家辦公、心理健康問題、全民疫苗接種宣傳或慢性新冠病狀所帶來的影響，但公民和各機構到底從這次疫情中吸取了多少教訓，專家們的意見存在分歧。
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專門研究福利國家的社會學家伊內斯·卡爾薩達(Ines Calzada)對比利時廣播電視台說，疫情向人們警示出“國家的必要性”：人們很快就感受到了，國家這一機構對他們的保護。阿利坎特大學健康社會學教授丹尼爾·拉帕拉(Daniel La Parra)表示：「健康成為核心問題，以至於在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活動陷入停滯。」他認為，這場危機很可能導致今後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增加”。
這場疫情也凸顯了歐洲醫療體系的薄弱點。然而，五年過去了，有些人認為政府幾乎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在拉脫維亞，傳染病學家烏戈·杜姆皮斯(Uga Dumpis)認為，自危機發生以來，該國的醫院設施基本上沒有改善。他告訴拉脫維亞廣電網(LSM)：「西方醫院現在都設有單人病房(用於治療傳染病)，而我們仍然認為一個病房住4-5個病人是正常現象。我們要明白，針對流感和其他傳染病，我們也需要單人病房的基礎設施。 」
葡萄牙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費爾南多‧阿爾梅達(Fernando Almeida)告訴葡萄牙廣播電視公司(RTP)：「疫情後最大的風險就是遺忘。我們絕不能忘記，雖然新冠病毒已經可以被當作另一種正在流通的呼吸道病毒對待，但這可能會改變；全世界已經發現H5N1(新冠病毒新菌株)很有可能發展成另一種新的疫情載體。」
全球大流行病協議的最後衝刺
據法新社報道，2025年1月，世衛組織負責人泰德羅斯·阿達諾姆·格布雷耶蘇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對“世界現在是否已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了更好的準備”這一問題做出了回答：「是，也不是」。雖然他承認仍然有許多不足和薄弱環節存在，但「全世界也吸取了這次疫情帶來的許多慘痛教訓，並採取了重要措施來加強防禦。」
世衛組織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備主任瑪麗亞·范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說：「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H1N1)和新冠病毒，讓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改善，」但她警告說：「我認為世界還沒有做好再次面對大規模爆發傳染病或大流行的準備。 」
2021年12月，世衛組織成員國開始著手製定一項預防和更好地應對大流行病的全球協議，以彌補新冠疫情中所暴露出的嚴重不足。
據談判負責人稱，2025年4月12日協議原則已經定型。安妮-克萊爾·安普魯(Anne-Claire Amprou)在日內瓦告訴法新社：「原則上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世衛組織的談判人員希望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再次舉行會議，敲定最終文本，但這還需要得到世衛組織成員國政府的批准。」
有爭議的問題涉及國家間病原體資訊的交流，以及如何確保公平獲得疫苗和醫療資源。目前面臨的壓力是，要在5月舉行的下一屆世衛組織年會召開前達成共識。這份協議將有利於各國在應對下一次疫情時避免重蹈覆轍。
*這篇報道由”歐洲視角”提供，“歐洲視角”是歐洲公共服務媒體之間的一個合作項目。欲了解更多信息，請點擊此處(英)外部链接。
內容由AFP(法國)、BR(德國)、CT(捷克共和國)、Franceinfo(法國)、ERR(愛沙尼亞)、ERT(希臘)、LSM(拉脫維亞)、LRT(立陶宛)、RTBF(比利時)、RTE(愛爾蘭)、RTP(葡萄牙)、RTS(瑞士)、RUV(冰島比利時)、RTE(愛爾蘭)、RTP(葡萄牙)、RTS(瑞士)、RUV(冰島)、Suspin Radio(烏克蘭）提供。
(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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