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堡:花季的记忆»(9)

九

Max跌跌撞撞来报信那天正是平安夜，我正从储藏室里取出金星挂在圣诞树上面–阿钟绝不会帮忙。

“戴卫，他，死了。”

“你说什么？”一个踉跄，从凳上摔了下来–孩子流掉了，是个男孩，手脚都长全了。

那个平安夜，我失去了最爱的两个人：戴卫和孩子！

据说戴卫是在为教堂买礼物时出的车祸–一个小男孩在山路的拐弯处玩皮球，戴卫不及刹车，连人带车冲下了悬崖。

我全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忧郁的、美丽的。痛苦的、沉默的戴卫的面孔一张张交叠在我面前，我伸出双手，拥抱却是虚无，毫无希望的虚无。天罚我！戴卫，你信不信人有前生来世，我现在就死是否还赶及与你重新投胎转世、再活过一场。戴卫，我知我永远也上不了天堂，日日夜夜，只能在炼狱中思念、企盼着你。是谁？是谁在弹奏《秦桑曲》，“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纵然我在炼狱中被磨成细尘、碾作齑粉，风一扬，我的爱恋也会随着天边彩虹常伴你左右。戴卫，你哭了吗？别哭啊，我–茫然睁开眼，四周充满了医院消毒水的气息，Max脸上全是深深浅浅的泪痕，在我耳边轻轻地述说：“你知道吗？他被送到德国神学院时几乎日夜发疯，狂喊着你的名字，打伤了牧师，还试图从后花园的高墙上翻出来……收拾遗物的时候，他房间里帖满的全是你的画像，画架上还有一副油画，但，没来得及画兀……

住院期间，阿钟只来过一次，而且，带了厚厚的文件–他要与我离婚。“你肚子里那个孩子不是我的……在你之前，我有过一次婚姻……医生开了诊断书……按瑞士法律……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休想得到半分赡养金……”

毫不忧郁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心已死，更不在意周围的事物–别了！瑞士，美丽的童话之乡。在这里，我由一个天真的少女变为了一个少妇，得到了又失去了我爱的人，被赐予又被剥夺了两个孩子，走进又走出了一场婚姻……惟一剩下的，是飞逝的时光与老去的年华。小秋，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

镇上的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审视我，中餐馆的老板娘尤其兴奋，逢人便道：“我早说过……”订了机票，东西都不带走，天天在Bar里喝得醉生梦死。闻讯赶来的乌伟一把握住我的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不认得他是谁，笑着问他是否来一杯不兑水的威士忌。乌伟长久地凝视着我被酒精燃得通红的面颊，痛下决心似的一字一顿地说：“听我说，Leaf，你不该过这种生活。”

很快就由“钟太太”换成了“Frau Uwe”。世态炎凉，不去计较她什么，也许是根本不屑计较。我们的婚礼出乎意外的简朴，乌伟的家人不来参加–他们为他娶我而大加恼火。Max是证婚人，来年他就要升大学了，除了那双绿宝石一样的眸子，活脱脱又是一个戴卫。举行婚礼毕，Max开车送我们回氛他穿着一件淡褐色夹克。我的心思摹然飞到了多年以前的夏季，那个褐色夹克的男孩命中注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并溶入了我的生命……

乌伟是一个很勤力的人，几十家Hotel、Restaruant、Bar自去送货。时而我会想起香港女孩那仇恨、痛苦的眼睛。为了乌伟，她在瑞士读了四年书，钱花光了，时间也一去不返，不想结果却是竹篮打水……可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她若遂愿我就得走……当年我进餐馆，菲律宾女孩被辞是同一道理。最后那一点纯真，随着戴卫的逝去也早已荡然无存……

MaX和乌伟很投脾气，节假日的时候，他经常过来帮忙运送货物，时不时哼起瑞士民间小调，俨然一对快乐的流浪汉。

卧室的梳妆台上，我摆了戴卫那副未完成的油画，代替我和乌伟的结婚照。乌伟看见，也不多说什么。

一日，乌伟神秘兮兮地说：“猜猜，亲爱的，猜我为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

女人一过25，最怕记得自己的年龄，我微笑着摇摇头，乌伟孩子气牵着我的手，指着窗外，“还记得我们常去喝酒的那间Bar吗？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用你的名字命名它。”

我展目一望，噢，“Leaf Bar”–离人之吧！

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那个冬日的清晨，乌伟欢快地和我吻别，去英国定单，我贪恋着被褥的温暖，迷迷糊糊地抚摸了一下他的短发，“走好！”我喃喃地微笑着。“保重，亲爱的！”这是乌伟在世上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直到飞机失事的新闻正式登告我也未完全清醒过来，感觉上那架飞机一直没到达英国，而是径直向天堂飞去，我的丈夫，正坐在上面……

Max日夜陪着我，忧郁地望着我，我大量地抽烟，几乎到了没有香烟就不能思考的地步。

雪一场接一场，压根没有停的意思，我觉得最对不起乌伟的地方在于我几乎根本对他没印象，只觉得这么一个男孩子，无缘无故地来了，又毫无预兆地消失……音响里无休无止地放着BOY ZONE的《NO Matter What》，我无休无止地对着天空发呆……Max央求我无论如何吃点东西，可我对周围一切已失却了概念……

葬礼的时候我第一次遇见了乌伟的父亲，那是个骄傲而哀伤的老人。据说我们所在的社会分为三等：最底的一层是由难民、黑工、娼妓、苦力构成；最上的一层插入云霄，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交道；中间的人群虽贫富有异，但所差到底有限–来往吊唁的人就是平日我无法在公众场合见到的人物。他们忽略了我的存在，他们尊重的是那个德高而又丧志的父亲。若不是Max陪我，我想我很难支撑到结束。

送别的时候，一个高大、威严、须发花白的老者向我走来，我根本听不清也听不懂他在安慰我些什么。临别，他送了张名片给我，“孩子，有困难时来找我。”我低头睇了一眼，“Herr Austan”。

出门时意外地看见了黑衣黑裤的香港女孩，几年不见，她丰肥了不少，很久以前，似乎隐约听说她嫁了阿剽，又同去了Zurich，我当时还揄揶乌伟：“原来她来瑞士也只为个Passport，我还当她真爱你有多深呢？”–她阴沉沉地瞪着我，好像刚从地狱里升上来索命的厉鬼，“是你害死了乌伟，”她用手指住我，“你这个妖精，，你……”是是是，是我害死了乌伟，其实他根本不必死。如果和他结婚的人不是我，至少，他年轻的心中爱意能稍稍再满一些–Max横在我身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平静地开口道：“算了吧！叶子她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离人之吧”仍开下去，雇了个本地女孩招呼客人，Max的功课一不忙，就跑过来，里里外外倒也多亏了他。我一杯一杯自斟自饮，本来就酒量好，怎么喝也不醉。最怕一个人守在家里，稍一清醒，痛苦的回忆就排山倒海地齐来咬啮着我。

老Austan先生成了常客，他时而在靠窗的位子上一个人喝酒，时而在吧台与我聊几句–对他的经历、背景，我常常这个耳进，那个耳出。惟一留下印象的，就是山顶富人区的那幢种满玫瑰的白色别墅是他的……

Max一天天大了起来，心事也渐渐重了，那双绿宝石一般的眼睛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老Austang一天指着吧中央那架蒙了尘的古筝问道：“孩子，能弹一曲吗？”我喝多了酒，嘻嘻傻笑着，半天竟不明白他在问什么，老Austan长叹一口气，缓缓道：“孩子，你不应该这样生活下来！”

这是乌伟去世后近一年中我惟一能听懂的话，我的眼神，像夜幕降临时的星辰，慢慢清晰了起来……

老Austan与其说像我的丈夫，不如说像我的父亲，婚后他一直改不过口来，仍称我“孩子”。我知他给足我面子，即使多重要的Party、董事会议都要我陪伴左右，一项决策下达之前，他总要柔声问：“亲爱的孩子，你的意见呢？”

像很多年前那个秋季不少人纷纷怀孕一样，这个冬季似乎是个死亡的季节–我在报纸上看到卜告，校长先生去世了。自从他长子死后，他就一直沉疴不起……

我回了一趟KINA大学，新上任的校长是个过分丰肥，有着火鸡一样面色的瑞士山地人，他万分亲眼地称呼我“Dear Frau Anstan”，且受宠若惊的一副表情说很荣幸学校出了我这样杰出的学生，是全校的学习楷模……

我微笑了，拍马屁都不会，这人真笨得可以。我有什么杰出，不过就是嫁了个有钱的老头儿，早在我多年之前，白小姐就已“身先士卒”了，可人们无一不唾骂她–看来，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即使要坏，也要大坏，坏到顶尖，坏到通天人地，照样有人跪着拜–以我为楷模，学我什么呢？学我一次一次嫁个不休吗？–我冷笑了。

当年我住的那间房已被封了，据说无论任何客人住进去都吓得脸色苍白，问时，又不肯说。酒店为了不失去客源，将五楼东侧所有客房一并查封。

我将头抵在那棕色的房门上，那个金属号码牌因久无人擦拭，薄薄蒙了一层尘。我举起衣袖，轻轻地擦，在擦着那些年少轻狂，那些如烟往事，一时间泪如泉涌。蓦地，我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啜泣，一开始，我以为这声音是由我发出，直到这啜泣铺天盖地又无孔不入地浸进过来，像冰凉的水一样，一点点渗透着我的肌肤。

“谁？”我大声问，无人应声，回答我的只是那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却又无处不在的啜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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