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日内瓦戴着手套、“以身犯险”顶风出门

本文作者为长期定居于瑞士的自由撰稿人,在这篇文章中,他为读者描绘了瑞士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一次“顶风出门”的所见所感。 Bill Harby


现如今,每当我们夫妇俩必须得有一人“顶风出门”办事或采购生活必需品时,我和我的妻子都得严阵以待,开启一局全新的名曰“如非必要、切勿触摸”的强迫症游戏。

Bill Harby

出门第一要点:爬楼梯,别搭乘电梯;全程避免伸手抓楼梯栏杆。靠着胳膊肘和手腕的力量去开门;开关信箱、过马路按信号灯按钮,也得全倚赖胳膊肘。

今天,是我自觉居家隔离三天以来头一回离开这栋公寓。我小心翼翼地戴上了新拆封还完好无损的一次性白色半透明状实验室防护手套,我还在口袋里揣了一副口罩,以防被迫得跟他人近距离密切接触时,以备不时之需。

但我并没有遇上跟人“亲密接触”的情况。在这个春色旖旎、风恬日暖、让人心旷神怡的星期二,日内瓦的街道上能零星见着为数极少的几个人-有遛狗的,有跑步的,还有像我这种“以身犯险”出来跑腿办事的。有的人貌似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徘徊,有的人戴着副耳机靠着墙休憩,还有一位滑板玩家在滑板轮和地面不断摩擦发出的喧嚣声中,孤独地秀着高难度技术。除了几位爸爸或妈妈带着蹒跚学步的宝宝,几乎每个人都严丝合缝地把自己裹在外套和帽兜里,也裹紧了他们各自不受外界侵扰的“净土”。

我已经不再搭乘任何公交和有轨电车了,因为无数的扶手都被无数乘客触碰过摸过,谁知道呢-即使现如今绝大多数时候,车上近乎空无一人。当一辆公交车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一个套着厚重外套、头戴灰色绒线帽把头发都裹住的年轻男子正透过车窗玻璃凝视着我,他把手机举在耳边,显然正在接听电话,眼睛里流露出劫数难逃、大难临头的感觉。不,很可能不是那样;没准是电话那头的妈妈正在下达“指示”,嘱咐他得在购物清单上添上橄榄。

我经过了街角一家兼卖土耳其烤肉的咖啡店,我有一位经常打照面、却叫不出名字的泛泛之交在这家店里工作。店里漆黑一片。这些天以来,他们只能依照日内瓦市的防疫规定,仅提供外卖服务。我敢肯定,不用接待上门就餐的客人,能让他如释重负,即便那些都是昔日他店里的熟客。“谁病了?谁没病?”("Qui est malade, pas malade?")他向我打听。不过,他肯定在担心该如何支付一家老小的房租。

日内瓦空荡荡的人行道上留下的新冠病毒涂鸦。 Keystone / Salvatore Di Nolfi


这会儿的火车站看上去就像一座建筑师打造的模型,四下静谧无声,只有少数几个人分散在各处静静地站着。绝大多数的自动扶梯已鲜有人光顾,始终以自动低速待机模式缓慢地运转着,等待着有人踏上去才切换到正常运行速度。火车站大厅里有两名身着蓝黑色相间制服的警察始终保持着警戒状态,不过……人迹罕至,他们在警惕什么呢?


在我进入银行之前,一个衣衫褴褛、套着一件破旧厚重外套的男人朝我伸出手:“先生?拜托您给点儿?”我迅速瞥了他一眼,匆匆忙忙地冲进银行拿着一堆账单去办理付款。眼下,我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去触碰那些触摸屏上按键。我手上套的薄如蝉翼的手套实在太柔软了,以至于我必须得在触摸屏上使劲儿按压才能输入号码。出门时,我给了之前遇上的那个男人一些零散硬币,不过,我没敢和他有任何目光接触。

接下来的一站是税务办公室。我按了一下门户紧闭的税务办公室门前的电子蜂鸣门铃,然后往后退了一步。一位身穿鲜嫩脆亮的蓝色套头衫的年轻女子走过来给我开了门。她保持微笑,我注意到,她既没戴手套,也没戴口罩。我们站在门边互道了一声“您好”(bonjour),然后,我以一臂远的距离朝她递过装着材料的信封。她把身子探出门外,就好像我们的交流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她在接到信封后迅速退后一步,并随即关上了门。

一路步行回家时,我在桥上驻足停留了一会儿,俯视着潺潺流淌的罗纳河(Rhone)。河水是如此清澈、干净、水光潋滟、泛着冰绿色和蓝色的浮光,河中的水草随着碧波自由荡漾。我真想像往常那样,一头扎进河里游个泳啊!但那一刻,我不得不抑制住了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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