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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的童工 “工厂孩子”的被盗的童年

Schwarzweiss-Bild eines Mädchen zwischen zwei Spinnmaschinen

1908年左右,南卡罗来纳州纽贝里(Newberry)棉纺厂的女孩。现在没有瑞士工厂童工的照片。

(Lewis W. Hine)

在工业化过程中, 在瑞士工厂辛苦劳作的孩子们会累到倒下。瑞士童工相较于其他国家相对较早被取缔,这主要归功于一个无党派的政治边缘人士。

招工: 两个有较多家庭成员的工人家庭,包括有工作能力的孩子,可在一家精纺纱厂得到良好的招待。

19世纪70年代,在“乌斯特报纸”(Anzeiger von Uster)的这则广告中,一个瑞士工厂主招聘员工。毫无疑问,工人家庭的孩子不得不努力帮忙工作。虽然童工并不是籍由工厂才引入瑞士的,但工业化进程却使其从日常生活走向被剥削。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已将他们的孩子首先视为劳动力(多语)外部链接。家庭首先是一个工作社区;而孩子们帮忙工作,也是生存的需要。一旦一个孩子长大到可以干活了,就可以到农场或车间帮忙。艰巨的工作由成年人来完成。一般来说,孩子们只做那些符合自己能力的工作。他们不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

Stellenanzeiger für Familien mit arbeitenden Kindern

​​​​​​​19世纪70年代,在“乌斯特报”(Anzeiger von Uster)刊登的的这则广告中,瑞士工厂主明确表示招聘童工。

(Anzeiger von Uster)

工业化绑架了孩子们

工业化浪潮席卷了瑞士。19世纪, 对孩子作为劳动力的观念从农场转换到了工厂。在那开始了真正的剥削: 与农场的工作相比,工作由成人或是孩子完成的这种劳动力的差别在工厂里不再存在。在纺织机上穿线不再需要太多的肌肉力量。

在纺织机和刺绣机上有很多这样的“工厂孩子”。纺织业的工厂主要位于瑞士东部和苏黎世州。沿着阿河(Aabach),在菲费科尔(Pfäffiker)湖和格瑞芬(Greifen)湖之间,产生了纺织业及相应的童工聚集地。这些工厂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男女工人未满16岁。

某些家庭在家里有自己的织布机或自己的绣花机,为大型纺织企业工作。在这些家庭手工业中孩子也被当作工人使用。

Alter Stich einer Baumwollspinnerei

在工业化过程中,位于菲费科尔湖和格瑞芬湖之间的阿河边建设了一个纺织工业中心。1900年左右的乌斯特棉纺厂。

(Kunstdenkmäler des Kantons Zürich, Bd. 3)

从早到晚的工作

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里,一个纺织工人家庭的子女的命运是早就被决定的了。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他们在青少年早期已经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或工厂里单调地工作,很少在学校,当然也几乎没有玩耍。

一个12岁男孩的学校作文的片段。他描述了自己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穿线孩子的日常生活。

“早上一起床,我必须下楼到地下室去穿线。那时大约5点半左右。我必须穿线直到7点,然后我可以享用早餐。之后我继续穿线,直到上学时间。11点学校放学,我要马上回家,穿线到12点。这时我可以享用午餐,然后穿线直到差一刻到下午1点。之后我继续去学校,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下午4点放学,我和同学们一起回家。我回家后,必须穿线到天黑,然后才能享用晚餐。饭后,我继续穿线直到大约晚10点;有时,如果是急活,我必须在地下室穿线到晚11点。然后我向父母道晚安后上床睡觉。每天都是这样。”

信息框结尾

有些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穿绣针,他们为刺绣工工作。穿线是一项费时的工作, 需要纤细的手指, 因此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来完成。

当孩子们到达上学年龄时,则他们每天除上学以外,花6小时进行穿线工作- 一大早上学前、中午和放学后直到深夜,都是很平常的。

作为经济因素的童工

太多的工作自然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影响。监察员注意到孩子们弯曲的背部、糟糕的眼睛以及他们的疲惫和无力。来自外阿彭策尔州的牧师在1905年描述了关于工作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的负担过重,“他们劳累、昏昏欲睡、疲惫不堪;而精神和身体一样无助,他们注意力不集中,心不在焉,无精打采,索然寡味,对什么都逃避躲闪、无动于衷”。

对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的剥削并非偶然,也并非来自恶意或无知。由于工资低,家庭往往依赖于额外的收入。此外,19和20世纪之交,工人、手工业者或农民家庭的孩子和今天相比其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总归首先是劳动力。

工厂主乐见其成,他们发现孩子们是特别廉价的劳动力。许多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以此经济论据来为童工辩护。当时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维克多·博默特(Victor Böhmert,多语)外部链接写道,纺织厂“必须优先以低工资雇用童工和女工来”来应对海外的竞争。

来自外界的批评

到19世纪末,批评性声音越来越大,童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连上述提到的经济学家博默特都提出了保留。他将童工描述为“现代工业生产的令人质疑的阴影”。

如今令人惊讶的是,对童工的批判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家庭本身。后者唯恐如果没有孩子们的额外收入,就无法生存下去。虽然来自资产阶级的许多政治家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很少做什么去改变现状。而开始改变这个状况的是一个政治边缘人。

Historisches Bild eines 7-jährigen Mädchen bei der Heimarbeit

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家庭依靠他们孩子的额外收入来生存。1900年左右施韦茨州的7岁女孩在纺轮上工作。

(Schweizerisches Sozialarchiv)

有社会使命的人

1867年,无党派国民院议员威廉·乔斯(Wilhelm Joos,多语外部链接)提交了第一份全国性的工厂法提案。这位来自沙夫豪森州的议员以替社会弱势群体维权而闻名。而那时这样的政治问题还是存疑的。在他一生中,人们觉得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而今他被认为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乔斯提交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提议时,一些州已经有了规范工厂工作的法律,包括那些孩子的工作。然而,这些规则往往不够明确、严谨,各自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异。

乔斯的这个制定相关全国性法律的想法,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877年,在他第一次提案十年之后,瑞士才有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厂法外部链接。童工被明文禁止。这个瑞士的首个全国性劳动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之一。社会民主党的前联邦委员会委员汉斯·彼得·楚迪(Hans-Peter Tschudi)称之为“影响世界的开创性的成果”。

工厂法后的童工

按照法律规定,孩子们本应从工厂里消失,但新法在瑞士全国的贯彻还有待时日。例如在提契诺州,甚至在法律生效20年后,还有孩子在工厂里工作。

在瑞士农场中,直到20世纪儿童还在被剥削。1944年左右在硫森的克里恩(luzernischen Kriens)工作的两个男孩长工。

在瑞士农场中,直到20世纪儿童还在被剥削。1944年左右在卢塞恩州的克里恩(Kriens)工作的两个男孩长工。

(Paul Senn, FFV, Kunstmuseum Bern, Dep. GKS. © GKS.)

虽然需要时间,但童工还是从工厂里渐渐地消失了。而在农场里的童工则不同,它一直持续到20世纪。许多农民家庭都确实在使用儿童长工作为童奴。只在不久前,瑞士历史上这段黑暗的篇章才被正视与反思。

瑞士公司在海外使用童工的处罚

瑞士已不再有童工。然而,瑞士公司从海外童工中受益的案例却被一再曝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水泥巨头拉法基豪瑞集团(LafargeHolcim)被指责在东非地区购买由儿童开采的原材料。

公司责任倡议的发起人希望这些瑞士公司能负起责任。这要求瑞士公司在海外也应遵守瑞士的法律。这个要求是有争议的:如果采纳这个倡议,对瑞士的经济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是由经济界代表人士作出的预测。


(翻译:朱家贤),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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