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快乐地动手缺一不可”

swissinfo.ch

同她的不少学生一样，凯琳自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其中的桥梁。一边是瑞士，一边是她父母的异国文化。她的父亲幸存于二次大战中的德国；而母亲自西班牙内战中幸运地逃脱。

然而这位拥有民族学硕士头衔的女权主义者，这位心理剧作家并未因此而缺乏安全感，她有充沛的力量去抵御这种不安，并让快乐主宰她的人生。

“当时我觉着自己很幸福，因为我很‘特殊’。我的父母来自其他国家，每年我们都会回巴塞罗那或者瓦伦西亚，吃海鲜饭和玉米饼，”凯琳·德·弗里斯(Karin de Fries)说，她这样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毫不费力，她开始描述自己在瑞士的经历，出生于1963，之后游历过美国、西班牙、墨西哥、萨尔瓦多。

“我拥有很多个世界，”她边说边展示着一只用纸壳和胶带制成的、橙黄和翠绿相间的鞋，和一个小木盒，木盒上有色彩艳丽的风景，并标有萨尔瓦多的国家名字。

这鞋就是“我的脚，而且意味深长，意味着我的步伐”。它经过深思熟虑、手工制成，用鲜艳的颜色绘就，“因为思考和快乐地动手缺一不可”。这只鞋“在寻找另一只，因为我们不能单独行走，而是要联合在一起，共同改变这个世界”。

至于木盒，她说：“这就像只背包，我们每个人都有，承载着我们的一切。有的东西帮助了我们，有的令我们伤心。颜色都是很欢快的，因为萨尔瓦多人天性乐观，虽然经受了很多困苦，失去了不少亲人。然而他们依旧没有丧失快乐，依然聚会、继续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段最重要的经历”。

Karin和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在苏黎世碰面时容光焕发：她的儿子Gabriel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理发师的学徒生涯，并将开启世界之旅。“他很脚踏实地，我很满意”。

我们在餐厅的花园里坐下，她的男友Miguel在这里工作。他们有时会为苏黎世比较另类的广播电台Lora做报导。我们在Karin执教的小学Auzelg附近。这是一个比较简朴的区，“无论是成人还是他们的孩子，出路都不多”。

打小的负担

对孩子来说，与众不同所带来的并不都是欢愉。“有些孩子的父母来自武装冲突地区，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和宗教。这些孩子要‘修建不少复杂的桥梁’，在8、9岁的年纪，就要扛上父母肩上的‘背包’”。

这并不是说，他们要自己怜悯自己，抑或因为困难而放弃，而是说，他们要找到逾越困难的路，要找到工具，用来创造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很幸运，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持有同样观点，并为此付出的学校工作，为了让孩子们拥有同样的机会”。

除了德语与算术以外，凯琳还教孩子们如何表达自己、声明自己的主张、改变现实，保护自己以及和别人共同合作。“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符合官方教学大纲的，这可以让年轻人有继续实现民主的能力”。

萨尔瓦多-生命历程

作为教师，凯琳还使用着从萨尔瓦多学到的教学方法，她是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的前游击队员和社会活动家那里学到的，凯琳的同乡Ursula Hauser，一个心理分析家和心理剧作家指导了她。

凯琳·德·弗里斯于1992年定居在圣萨尔瓦多，之前她曾在St.Louis当保姆。更早些时候，她曾在苏黎世大学和马德里的Complutense大学学习。她在马德里开始了语言学的学习，但中途辍学，“我一点都不喜欢，感觉像在做语言手术，”她这样解释说。

在苏黎世大学，她还学习了民族学。“为了完成论文，我必须做田野调查，我当然会选择在萨尔瓦多做”。

为了促进当地统一，她曾三赴中美洲。她希望帮助当地人打破沉默，告诉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直至今日依然如此，媒体只会报道政治和经济集团想知道的事情”。1991年，她尝试再次进入未果，因此决定停留在墨西哥，在那里，她和萨尔瓦多的难民一起生活了一年。

签署和平协议后，她终于回到了这个中美洲小国。这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里程碑，“本来只想进行1年的田野调查，结果我却用9年的时间在那里生活、工作、生孩子，还经历了许多”。

为女性而战

开始的2年，凯琳协助民族解放阵线开展教育工作，“战争持续了12年，很多人没上过一天学”。她成为女权组织Las Mélidas的一员，该组织成员都曾参与过武装或社会斗争，要求在祖国建设中考虑到女性的因素。

Karin充满深情地回忆着当时的希望和未知。“我们不知道，战争会不会再来，政府在进行恐怖宣传。90年代，他们又在唱‘萨尔瓦多将成为红色坟墓’。”那时，她开始解密自己的历史，“上千公里之外，我又再重温我父母的生活”。

打破沉默

妈妈Josefa在5岁的时候成为孤儿，并在西班牙战后的伤寒和苦难中幸存了下来。爸爸Hans是12个横渡易北河的男孩中唯一幸存的，只为逃避纳粹的强迫征兵。那时，他只有17岁，但恐怖一直折磨着他，直至去世。

两人相遇于苏黎世近郊Glattbrugg，并抚养3个女儿长大。“他们为家庭付出了一切。我的父亲借园丁工作和古典音乐疗伤，从未讲过从前的事”。

而正是凭借在萨尔瓦多的经历和其所受教育，凯琳的父亲向其敞开心扉：“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信，并且和我面对面地谈了话。他终于有勇气沉浸在痛苦中，并向我讲述了一切，就像一场净化。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

在科学与诗歌之间

1999年，在2年的深思熟虑之后，凯琳回到了瑞士，将儿子Gabriel送上学，“那时萨尔瓦多的教育很严格缺少创造力”。她也希望完成自己的民族学学业。

硕士论文为她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你写的不是一份科学论文，而是一种混合体，”她的导师说。除了学术论文以外，她还用西班牙语、德语写了一本诗集《Encuentro》(相遇)。“没有翻译，就是因为不必让人全懂。我们永远都不会全懂”。

她还为瑞士的萨尔瓦多工人救济组织工作过11年。完成了师范教育后，如今的Karin de Fries正和她的学生们组建瑞士- Alba(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团体，并且和同事们组建了康复团体Troupe de Furore。她还在继续修建她的桥梁，继续编织她的历史。

(译自德文：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