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疫情改变的瑞士居民日常

2020年3月17日,瑞士洛桑市內一家已關門歇業的酒吧露台 Keystone / Jean-christophe Bott

瑞士感染人数激增,政府的政策随疫情而更新,每一个政策都牵动着人们的生活。在疫情之下,人们仍努力维持着日常。各行各业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步调,边境内外,无一例外。

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03月17日 - 12:07
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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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科学研究机构EMPA资深研究员

我们单位EMPA(多语)在停课之前的规定是20人以上的会议都暂停,因此有我们院里所筹备的国际会议也都被叫停了。现在一些必须进实验室里的研究,都几个人分着进行,不要大家同时在实验室里。

在千人活动禁令开始前,有一次我早上起来就开始咳嗽,我写信给我的主管,她立刻要我当天在家工作(home office)。那天我并没有课要教,都是办公室和实验室的业务。我的实验室的工作由其他人代为进行。作为研究员,实验由别人代为处理,的确有不专业的感觉,我不是很安心。

我的咳嗽只有一天就结束了,也没有其他并发症状。按照现在科学推估,全球会可能有80%的人会受到感染。我其实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被感染,会比预测的秋季第二次大爆发来得安全。

做的是空污研究,从人类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做的研究主题的致死率与后遗症其实比这次疫情的病毒更为严重。相比之下,我并不那么害怕这次的病毒。

全校停课之后的第一周,我可以在家工作。我的邻居们多半是父母都工作的双薪家庭,我们四个家庭在周末开了一个会,做了带孩子的轮班表。孩子们都在幼儿园的年龄段,这些孩子停课虽然没有功课的进度,但是同时要带6个4岁、5岁的孩子很不容易。还要清楚哪个孩子对什么食物过敏,平时分工的社会现在很多事都要自己做了。

通勤上班的圣加仑州政府社工

我是从苏黎世去上班的,每天搭乘瑞士国铁上下班,我不会因为疫情而开始开车。我的工作是60%,不必天天上班,我就弹性把进办公室的时间挪移,早出早归,或是晚出晚归。并且上下车洗手,尽量找人少的车厢。还好我搭乘的不是最多人乘坐的路线,即使是上下班时间也不会到摩肩擦踵人挤人的程度。

瑞士对所有新想法和新事物的接受度比较慢,时间也得拉得比较长。戴口罩这件事要被广大的瑞士群众接受需要时间,以及科学的佐证。如果我们看滑雪安全帽的瑞士演进史就可看出来,30年前滑雪时戴安全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刚推出时,市场并不看好,安全在当时不是考量。

但是现在不只是滑雪,骑滑板车、自行车大家都戴着安全帽。至于口罩在瑞士是不是有一天能变成常态,得看这次疫情继续演变的状况。还有,在瑞士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

巴塞尔纪念品店的亚洲店员

巴塞尔的狂欢节被取消之后,Angie开始警觉应该戴起口罩了,于是上下班在电车上戴着口罩。但是屡试不爽,只要有人看见她戴口罩,就会换位子离得远远的。因为在这里戴着口罩,大家立刻觉得你生病了,她理解大家的行为,也同时很坚持保护自己的措施。

她也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了布口罩,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平时都很配合,但口罩他们都不愿意戴,同时告诉妈妈:“我们很健康,不需要戴口罩。”亲子关系再好,口罩这件事有跨不过去的鸿沟。

Angie说:“我的瑞士朋友看到我做的口罩不错,也买布请我帮忙车缝制作,这点我很开心。看到感染人数增加后,有的瑞士人也提高警觉了。现在有的人甚至说,他想戴口罩,但已经买不到了。”

她老板非常关心员工的状况,明说:“希望客人多刷卡,要是客人付现金,店员们都要立刻用酒精消毒。”老板的谨慎,让店员在工作时多一份安心,职场上的疫情紧张也能稍微减轻。一日上班时,她在客人付完钱后,用酒精擦拭收银机以及柜台周边,遭客人白眼。不过维持清洁本来就是店员的工作,可能她的动作太快,应该等客人离开后再清洁,减少敏感的客人不舒服的感觉。

城里的店家营业额都往下掉,Angie工作的店也不例外。她说:“很幸运,我的老板仍然最重视员工的安全。今天他去签了政府企业纾困(Kurzarbeit),我们从今天(3月16日)开始停业。我的老板平时对我们很好,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如果他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为他做。这不是雇佣关系,就是非常时期的互相帮忙。”

苏黎世ETH的台湾博士生

疫情的发展打乱了我们平时生活的秩序,我们都在努力调整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我平时的工作也必须教大学部的学生做实验,当感染人数增加时,我们实验室里就改变课程的内容,来对应情势变化。例如:需要共同操作仪器的实验不作了,改作个人可以自行操作的项目,以减少实验室里大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3日政府宣布停课,大学部的课程停了,我们也就不必再操心在实验室里可能传染病毒的危险。

最近有一股学生回国潮,我也在考虑是否回台湾。我在瑞士的健康保险是最低保额,我不知道若是被感染了,医院会不会收我。再加上医疗资讯也不透明,医院现在收治病患的作法令我不放心。要是能回台湾,虽然也是有被感染的机率,但是我知道在那里医院会收我,并治疗我。(笔者注:瑞士医疗科学院在其网站上刊登的有关《重症护理措施》准则,也适用于这场疫情。这些准则能帮助医生在将病人分类处理时,做出人道决定。在这些准则中明确规定: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国籍、宗教或者身心障碍,皆不能作为病人分类的思考因素。 “重要的是,医生的决定应该有理可循和公正,”瑞士医疗科学院写道。医疗科学院的准则中规定,那些被医生诊断为“没有重症护理就会有危险的病人”,优先被送入重症护理病房,而那些不需要重症护理就可以康复的病人将被送进普通病房。)

至于能不能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我的实验室里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欧洲人,有的国家现在比瑞士更严重,他们有家归不得。现在选择离开我的工作,要面对的是职场人际关系与工作伦理的双重考验,后续的效应是一环接一环。

现在疫情的消息很多,ETH有一个疫情资讯网页(多语),大家可以在那里得到最新、最正确的资讯。消息太多,我只有在全心投入工作时,才能抽身安定自己的心情。

原本瑞士给人环境好,空气好等等正面的观感,但现在确诊病患数字增加太快,信心瞬间跌落。我和我的家人讨论过,生命比学位更为重要。要是情况无法好转,我会离开瑞士。我现在是健康的,在飞机上虽也有被感染的风险,这层危险我当然自己承担。大家面对的疫情是一样的,而所有的决定是个人的。

意大利跨境医护人员

在跨境到瑞士的7万名劳工中Andrea是其中一人,他每日在Lugano的一家老人院中为住民量血压、配药、纪录、洗涤清洁的工作。疫情在提契诺州开始到到3月13日之前,他和其他来自意大利的护理人员都没有被歧视的感觉。主因是他在这家老人院工作已有几年,工作中都是老面孔,彼此熟悉。

自意大利封关之后,在通关口的检查非常严格,必须出示工作证G证,和医院的聘书。原本出入自如,国界并不明显的日常,在封关后他进出Porto Ceresio小关口也加强了管制。

无预警的瑞士跨境的医护人员在3月15日收到安养院的通知,现阶段必须居在住在瑞士,房租与饮食自付,若是不幸感染,医疗费用也是自费。此举造成跨境医护人员的强烈反弹,和许多人一样反应Andrea说:“我对这个做法感到恶心和厌恶。我们到瑞士工作是因为瑞士需要我们作为劳动力,我们每日带来约100万瑞郎的产值,大量的物资也仰赖我们进口。现在如果不照作,我们都可能被列为裁员或解雇的名单。”

在疫情传播的压迫下,瑞士雇主突然政策的改变,众多和Andrea一样身分的医护人员正在发起联署,抵制这项突然的命令。瑞士需要邻国的人力物力是不争的事实,而跨境中作者中的医护人员,无论在工作环境与气氛都是最受冲击的一群人。

意语区贸易公司的跨境亚洲职员

LiLi是每日到Lugano上班的贸易公司职员,自意大利本土疫情爆发后,她的主管主动提议开车上班的路上,顺道接她去办公室。这项自我保护措施,减轻了在路上被感染和被歧视的压力。

在一般的生活里,他的先生负责家庭用品与食品的采买,起先为了健康,她给她的先生准备了口罩,希望他能自主管理健康。在出入卖场之时,可以保护自己。生病的人才戴口罩的说法是一般欧洲人的观念,就此引起了家庭纷争。中西合璧的家庭。夫妻双方观念不同,有的家庭陷入沟通危机,过去所有的问题与情绪都同时白热化,可能一触即发。

在意大利准备封闭边界时,Lili的家庭争端突然得以消弭。他的先生从政府的措施变化中感受到亚洲太太口中危机,自愿在外出时戴起口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自我管理作得到位,夫妻关系再次和谐。

封闭边境后Lili开始在家工作的模式(home office),每天与主管进行视频会议。目前还无从得知何时能再回办公室,庆幸的是文书工作可以线上进行,不必暴露在通勤时病毒传播的危险中。但就在3月16日,她收到公司寄来的新的每周工作日志表,她同时也想着要好好填表,裁员应该是这次疫情引起的经济效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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