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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後,伊斯蘭恐懼症如何變成了主流

與不斷升級的敵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9月11日襲擊事件發生3天后,基督徒和回教徒教徒在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前共同舉行守夜活動,以示團結。
與不斷升級的敵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9月11日襲擊事件發生3天后,基督徒和回教徒教徒在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前共同舉行守夜活動,以示團結。 Christophe Simon/Keystone

20年的 "反恐戰爭 "給西方回教徒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一切真的是從2001年9月11日開始的嗎?有沒有能幫他們擺脫歧視和暴力漩渦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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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約一半的居民認為伊斯蘭教是對國家安全的一種威脅。從2001年9月11日的恐攻至今,西方國家的回教徒社群一直生活在普遍的懷疑之中。這也帶來相應的後果:在瑞士因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視的族群中,伊斯蘭教信徒往往不成比例地眾多。

下面的影片中,兩位居住在伯恩的回教徒講述他們的經歷:

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已經成為主流狀態。但2001年9月11日真的是這一切的開始嗎?琉森大學的宗教學者Andreas Tunger-Zanetti說,西方對伊斯蘭教的懷疑論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在中世紀,雙方已經發生戰爭性衝突和相應的宣傳潮流。”

伊斯蘭關係之裂痕

Tunger-Zanetti認為,9·11事件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關係的分水嶺。 “當年美國總統喬治·W ·布什自己使用了’十字軍’一詞。” 這也證明,重新進入 “長期敵對傳統 “是一件多麼輕而易舉的事情。

不過Tunger-Zanetti認為,導致歐洲對回教徒消極態度的首要決定性因素是2004年和2005年分別發生在馬德里和倫敦的恐攻事件。 “從那時開始,歐洲意識到,恐怖活動已經從大西洋那頭蔓延到自己身邊。”

內部敵人

聖戰組織的宣傳很容易讓人們把伊斯蘭教整體妖魔化,Tunger-Zanetti說。除此之外,還有該教教徒外貌上的高識別度。 “人們會注意到一個人是否信奉回教徒,特別是女性。”這樣一來,他們很快就把所有回教徒和一個極端組織畫上等號,從而引發出一連串聯想。這些聯想已經在許多人的頭腦中紮根了,Tunger-Zanetti說。

Darius Farman對上述觀點表示贊同。 2018年,Farman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發表了名為《恐怖主義時期對伊斯蘭教之態度》的報告。他目前是瑞士智庫中心Avenir Suisse和Foraus的政治學專家。他也看到,伊斯蘭恐懼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歷史時期:以法國殖民統治下阿爾及利亞人的地位為例,”當時,他們獲得法國公民身份的條件就是放棄伊斯蘭信仰。”

Farman認為,”自9·11襲擊事件以來,伊斯蘭教一直被視為對西方社會模式的主要威脅”。他說,發生在歐洲領土上的恐怖襲擊更是加強了這種心理- 它甚至延展成“敵人也可能來自內部”的想法。因此,人們對回教徒教徒更加歧視。種族主義行為也有所增加,比如,2016年蘇黎世清真寺的槍擊事件。

危言聳聽成為商業模式

媒體對回教徒的報導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安全研究中心的發現:在2001年9·11事件,以及之後馬德里和倫敦的襲擊爆發之後,都分別出現了媒體煽風點火的現象。從那時起,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再僅僅是國際問題,而變成迫在眉睫的內政事務。

隨著聖戰恐怖主義在歐洲的擴散,伊斯蘭教也成為瑞士的潛在威脅。 Andreas Tunger-Zanetti頗有代入感地解釋說:”如果我每每都是在某地暴發戰爭或恐怖襲擊的背景下,聽到‘伊斯蘭教’這個稱謂,那我當然會覺得,這一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有著緊密關聯。”

恐怖分子的目標是:加深裂痕,並利用其達到自己的目的。

Hans-Jörg Schmid 

伊斯蘭教成為政治工具

此外,弗里堡大學瑞士伊斯蘭教與社會中心負責人Hansjörg Schmid透露,在政治層面上存在一種傾向,即把伊斯蘭教和回教徒移民首先作為安全問題來對待。這種對回教徒的普遍懷疑,往往讓伊斯蘭教徒感到自己在這個社會中不受歡迎。

這令他們感到不安,”因為他們在個人環境中的體驗可能是非常積極的,這種個人經歷和公共話語之間的差異,往往令他們不知所措。” 恐懼症的傳播正中了煽動者的下懷。 “這正好是恐怖分子的目標:加深裂痕,並利用其達到自己的目的,” Schmid警告說。

多項研究也確實表明,歧視可能是聖戰分子激進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Tunger-Zanetti提醒道,這種一概而論的態度還有另一方面的表象:即一些回教徒人以受害者的姿態作為保護傘,懷著被歧視的感覺固守不前,不去利用屬於他們的現有空間。

治癒效果的瑞士學校體系

不過,Schmid還是認為瑞士有很大的改善潛力,因為其政治文化非常注重對話,而且很多事務的管理都落實在地方一級。他也同樣認為,2001年9月11日是西方對回教徒群體認知和討論的轉折點。但是,”許多回教徒移民已經更加能夠融合當地生活,特別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不再僅僅侷限於移民視角,而是更加自然地參與社會生活。” Schmid說。

瑞士的學校系統對此功不可沒,因為它有著很大的包容力,Schmid分析道,儘管如此,擁有移民背景的人應該在體育、文化和政治領域爭取更大的影響力。 “這種自我認知的潛力至關重要。” 他說。此外,Schmid希望媒體在處理宗教問題時更加冷靜。

Tunger-Zanetti表示,這一願望也可以延伸到私人領域:”當人們要去描述教徒的關切和所想時,宗教總會失去很多看似奇特的特性。” 為了減少實際中的歧視現象,Tunger-Zanetti還建議在聘用學徒和員工時實行匿名制。

(譯自法語: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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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Dorian Burkh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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