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援助縮水，全球南方創意人才與瑞士軟實力雙雙受挫

瑞士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創意人士提供資金支持，使他們有機會在伯恩藝術館(Kunsthalle)展示自己的作品。近期，加納藝術家伊布拉希姆·馬哈馬(Ibrahim Mahama)的裝置藝術展便藉此得以實現。 Yoshiko Kusano

瑞士等西方國家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其中也包括文化創意計畫的資助。許多文化機構對此發出警告：這波削減帶來的衝擊，遠不止於藝術界，將深遠影響整個全球南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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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間，得益於「南方文化基金」(South Culture Fund, 簡稱SKF)，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藝術家得以遠赴瑞士，展現自己的作品。

但到了2028年，這項計畫將走到盡頭。自2010年起，該基金一直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wiss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gency, SDC)全額資助，每年撥款7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630萬元)。如今，因瑞士議會在2024年底投票削減發展援助，該基金也難逃被終止的命運。

對文化界領導人物而言，這無疑是沉重一擊。伯爾尼藝術館館長伊莉安娜·福基亞納基(iLiana Fokianaki)直言：「如果你遇到一位非常出色的藝術家，想邀請他來瑞士展示作品，你該怎麼辦？這時候，基金就能發揮關鍵作用。」

瑞士有十幾個原本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藝術家的計畫受到了資助削減的影響，南方文化基金僅是其中之一。這些計畫均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提供資助，如今卻相繼「斷供」。其他受影響的項目還包括洛迦諾電影節的「開放之門」(Open Doors)，以及專為非洲作家設立的日內瓦非洲圖書展(Salon Africain du livre)。

支持削減對外援助的議員則認為：地緣政治局勢變幻莫測，瑞士亟需「騰出資金」強化國防。瑞士人民黨(右翼保守黨)一名議員強調，瑞士民眾的安全高於一切。

然而，在文化機構看來，此舉不僅讓創作者蒙受損失，還會削弱了瑞士的軟實力。瑞士發展與合作署在2020年的文件中指出，文化推廣有利於塑造「瑞士在國際社會中最直觀、最受推崇的形象」。

「文化，說到底就是國際關係建構。」瑞士獨立機構「藝術連結」(artlink)總監拉赫爾·萊普林(Rahel Leupin)表示。該機構致力於在瑞士推廣國際藝術家，並負責發放南方文化基金會的補助金。「文化交流的基礎是信任和理解，是我們彼此傾聽、展開對話的橋樑。」

為藝術家創造生計

瑞士對海外文化事業的支持由來已久，早在幾十年前便已展開，這是其履行《文化多樣性國際公約》義務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瑞士是全球文化與休閒領域的第九大捐助國。

從全球來看，用於文化的援助資金僅佔發展援助總額的一小部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新數據，2018年文化援助僅佔0.23%，金額為2.81億美元(約21.4億元）。 2024年，瑞士發展與合作署對其在瑞士本土的文化合作夥伴(包括南方文化基金)提供了37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3’330萬元)的資助，而2025年則進一步壓縮至20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1’800萬元)。相較於瑞士發展與合作署去年高達21.6億瑞郎(約合人民幣194億元)的整體援助預算，這筆經費可謂九牛一毛。

但文化界人士指出，即使是這區區幾百萬瑞郎，也能產生深遠影響。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藝術家來說，國際資金支持無疑提供了極大的助力。他們原本在資金取得、簽證申請、專業培訓和文化基礎設施方面面臨重重困難，而在已開發國家主導的全球創意產業中，這些援助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立足機會。

「藝術必須被看見，沒人是關在工作室裡創作給自己看的。」拉赫爾·勒平(Rahel Leupin)說。她解釋稱，在歐洲獲得曝光，不僅有助於藝術家謀生，還能幫助他們在祖國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專業網絡。「事實證明，很多在國際上獲得成功的藝術家都能賺到錢。而他們往往會把這些收入再投入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本地藝術圈中。」

在南方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今年春天，突尼斯藝術家里姆·哈拉比(Rim Harrabi)成功將祖國的實驗音樂人帶到瑞士和法國，演出名為《內陸地震》(Inlandquake)的音樂合輯。 Erratic Boulders

瑞士發展與合作署先前曾指出，文化投資不僅能創造就業崗位，更重要的是，文化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當前「威權主義日益加劇的時代」，還有助於增強民主參與和社會凝聚力。

「很多時候，文化空間成了僅存的言論自由之地，」勒平表示，「也正因如此，本地文化生態的發展才如此重要。」

社會效益

文化也可以成為推動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克勞斯王子基金會(Prince Claus Fund)主任馬庫斯·德桑多(Marcus Desando)表示。該基金由荷蘭政府資助，專門向全球南方地區的藝術家提供資助。

德桑多以他的祖國南非為例指出，正是因為有了文化交流，也因為有藝術家走出國門並發聲，世界才真正意識到種族隔離制度的惡果。「沒有文化，我們就失去了方向，」德桑多說，「沒有文化，就沒有人性光輝。」

而對捐助國及其居民而言，這類支持同樣能帶來好處。有了公共資金的支持，文化場所有能力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來到歐洲。「瑞士納稅人由此可以接觸到豐富多元的文化節目，」勒平表示，「他們也因此得以看到原本可能永遠接觸不到的藝術家和藝術視角。」

伯恩藝術館就從南方文化基金獲得了5’000瑞郎(約合人民幣4.5萬元)的資助，用於支付加納藝術家伊布拉希姆·馬哈馬(Ibrahim Mahama)的旅行費用及部分酬勞。在他的瑞士首次個展中，馬哈馬用舊麻袋將整座藝術館外牆包覆起來。館長福基亞納基指出，呈現這種規模的作品，總成本在6萬至1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54萬至90萬元)之間。

觀看影片聽伊布拉希姆·馬哈馬講述其藝術館裝置背後的重要內涵：

馬哈馬表示，這些麻袋曾用於運輸加納的可可豆。他用這樣的材料創作，是希望讓瑞士觀眾停下腳步，認真思考一個現實問題：西非國家作為原料產地，只能從可可豆出口中分得微薄收益，而歐洲的巧克力產業卻靠這些原料賺得盆滿缽滿。

中國展現軟實力

瑞士並非唯一削減對外援助預算的國家。 2023年全球兩大捐助國美國和德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其他許多國家也是如此。美國總統川普正在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該機構長期以來是文化和遺產保護計畫的重要資金來源。德國削減了2024年的援助預算，有傳聞也將進一步壓縮支出。

對外援助金額排名第三的日本卻逆勢而行，2023年增加了對外援助預算。日本外務省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透露，該國的「文化補助援助」在過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穩定投入。

而在荷蘭，非政府組織正準備迎接另一輪資金削減：從2027年起，荷蘭的對外援助預算將削減24億歐元(約合人民幣200億元)，而佔預算僅0.2%的文化資金也將於2029年被徹底「清零」。

對此，德桑多直言這是「短視之舉」。他認為，正如瑞士的藝術資助倡導者所強調的那樣，這種削減援助資金的政策將削弱該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克勞斯王子基金表示，若輕易放棄文化這項軟實力手段，最終將損害捐助國本身的國家利益。

在訪問達卡黑人文明博物館建設工地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國將「始終是非洲事業的堅定支持者」。該博物館計畫最初由塞內加爾於1960年代提出。 AFP

就在西方國家紛紛削減對外援助之際，一些威權政權正在軟實力領域「發力」。德國對外關係研究所2023年發布的報告中，研究員阿維爾·喬菲(Avril Joffe)指出，在非洲，「中國的文化投資大多與發展計畫同步推進」。以塞內加爾的黑人文明博物館為例，該館由中國建築師設計，並憑藉中國提供的3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5億元)資金得以建成。

儘管非洲各國政府對這類投資「普遍持積極態度」，但喬菲指出，一些民間社會團體卻擔憂，隨著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展，本地文化可能面臨被侵蝕的風險，同時非洲社會對中國媒體的依賴也日益加深。中國正持續擴大在非洲大陸的媒體資產。例如，中國媒體集團四達時代(StarTimes)稱，其在尼日利亞擁有多達1’100萬電視訂閱用戶，並已成為加納領先的數位電視營運商。

同時，西方國家卻在削減對國際新聞服務機構的資金支持，包括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等。

瑞士外交部向瑞士資訊表示，瑞士政府認為文化仍是瑞士發展與合作署海外辦公室「發展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辦公室仍可將其獲配援助預算中的最多1%用於本地文化項目。至於那些與全球南方藝術家合作的瑞士機構，外交部表示，他們可以從市政當局、州政府以及聯邦文化辦公室申請資金支持。

勒平表示，artlink已從這些管道獲得一些資助，但這些資金往往是針對具體項目的，且金額「相對較小」。以一個成本20萬瑞郎(約合人民幣180萬元)的項目為例，通常會有8到10個資助方共同出資。至於南方文化基金，她坦言，目前瑞士尚無其他類似計畫能夠為國際藝術家提供支持。

對福基亞納基而言，削減聯邦文化資金的決定讓她想起了新冠疫情封鎖期間那些沒有文化活動的日子。「那段日子真的很糟糕，沒有音樂、沒有音樂會，什麼都沒有，」她說，「我真心希望那些做出這一決定的人，能夠重新考慮。」

(編輯：Lindsey Johnstone/ts，資訊補充：Tomoko Muth，編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