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揭示了烏克蘭的代理孕母問題
隨著戰爭的開始，烏克蘭的代理孕母服務行業受到了嚴重影響。這並不是該行業的脆弱被第一次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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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 Ferreira-Frey和她的丈夫Roland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歐洲會爆發戰爭，還偏偏在他們要帶著期待已久的新生兒回家的時候。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天，他們正帶著剛出生的兒子Cristiano在基輔的一家診所裡等待醫生來給嬰兒進行健康檢查。然而醫生沒有如約而至，而是給這對夫婦的手機上發了一條簡訊。 “道路被封鎖，我來不了了。”Roland告訴瑞士廣播電台RTS：“然後我看到了新聞，知道戰爭已經爆發。”
他們兩人很幸運地趕上了瑞士大使館的最後一支車隊，安全地越過了邊境，帶著孩子平安到家。
在防空洞裡
基輔最大的代理孕母機構BioTexCom遷入了一個地下防空洞中，那裡的護士們每天24小時照顧那些代理孕母出生的嬰兒。
自從炮火聲響起以來已兩月有餘，越來越多的嬰兒已經被送到邊境，他們的父母在那裡等待。然而在戰爭爆發以來出生的52個新生兒中，還有約20個依然在這個防空設施中等待被送走。
第二選擇
根據國際代理孕母機構Global Surrogacy的說法，全世界有幾個國家允許代理孕母，比如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加拿大。在美國的一些州、喬治亞和烏克蘭，商業代理孕母也已經合法化。
烏克蘭允許已婚的外籍異性夫婦尋求代理孕母服務。據估計，那裡每年有超過2000名嬰兒通過代理孕母出生，其中大多數是像Frey夫婦這樣的外國人的孩子。
對於來自禁止代理孕母的瑞士的夫婦來說，烏克蘭是最受歡迎的第二選擇。根據瑞士政府委託伯恩大學教授Carolin Schurr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2019年瑞士通過代理孕母得到孩子的28對夫婦(包括單親家庭)中，約60%選擇在美國代理孕母生子，其次是烏克蘭。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時期
代理孕母是一條讓那些無法生育的夫婦實現求子夢的途徑。然而，許多國家出於道德原因禁止這種做法。
因此烏克蘭的代理孕母服務在許多國外求子父母之間被廣泛傳播。但柏林自由大學的社會和人文學家、琉森大學副研究員Anika König外部链接對此表示：“跨境代理孕母有一定風險。”
類似於目前戰爭的情況兩年前就有過一次，上次是因為疫情的爆發，出現了旅行限制，令許多父母無法接走孩子。
俄羅斯的入侵也令烏克蘭的代理孕母母親面臨這樣的選擇：撤離或留守戰區。如果她們在國外分娩，那麼她們的嬰兒就有可能在法律上不被承認是“客戶”的子女。
儘管大流行病不能直接與戰爭相提並論，“但兩者都顯示出風險所在的最大環節：這種需要跨越邊境的業務很容易受到危機的影響，”König說。
濫用
但還有一個本質上的問題，據Schurr說，在像烏克蘭這樣的貧窮國家，代理孕母母親的權利並未得到充分保護。
在烏克蘭的代理孕母業務中，來自西方國家或中國的客戶需支付40’000-50’000歐元的費用才能將自己的孩子抱在懷裡。但“代理孕母母親卻只得到這筆費用中的一小部分，”Schurr說，“而這些代理孕母母親經常要承受激素治療和妊娠反應給自身身體和心理上帶來的不適感。而且一旦孩子出生，就沒有人再關心代理孕母母親的情況了。”
但完全禁止跨境代理孕母並不能解決問題，König說：“那樣的話，代理孕母服務將受到嚴密監視，只能讓代理孕母母親的日子更難過。”相反，應該讓包括瑞士在內的所有國家允許代理孕母，並建立明確的道德標準和保護代理孕母母親、兒童和父母權利的規章制度，才更具意義。
Schurr也強調，目前迫切需要一項相關國際法規，瑞士應該在這方面發揮重要的先鋒作用，尤其是代理孕母母親的權利應該受到充分保護，“針對她們心理和身體上可能出現的後遺症予以保障”。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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