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St. Moritz和Gstaad：老錢與新富的“癮”
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滑雪度假地向來是全世界有錢人的冬日遊樂場，其中St. Moritz和Gstaad無疑是兩顆最耀眼的臻寶。曾舉辦兩屆冬季奧運會的St.Moritz(聖莫里茲)被冠以“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鼎)的美名, 而似乎只有Gstaad(格施塔德)才能與之相爭一二。
Luning Wang：在這兩個老牌度假勝地，與滑雪相比，人們更偏愛另外一種運動“社會攀爬”(Social Cli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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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
外部链接Gstaad因擁有全世界最貴的寄宿學校Le Rosey的冬季校園而讓許多富豪家長成為了這裡的冬日常駐民，並擲重金購置chalet(瑞士的山中木屋)。在Gstaad眾多世界著名的富豪居民中，還有退了休的時裝設計師Valentino。在這兒待上幾天，你一定會碰到他和他摯愛的八哥狗。
歐洲上流社會的“社交滑道”
一百多年來，西方的皇宮貴族、商業大亨、名流雅士、文娛明星都紛紛會在每年特定的時間回到這兩座小城。他們重返故地的理由可不僅僅是為了滑雪，也並非是為了享受紙醉金迷的極奢–St Moritz 和Gstaad的許多餐廳在外人看來都過於“低調”，保留著傳統瑞士農場般的樸實。這兩個地方未必有最好的滑雪道，卻有著歐洲上流社會的“社交滑道”。
80年代美國名記Bob Colacello就曾在《名利場》雜誌中打趣說：“在Gstaad，這個最私密又獨家的度假地，與滑雪相比，人們都更偏愛另外一種運動：social climing (社會攀爬)”。與Gstaad 相比，St.Moritz的體育娛樂選擇更多，但入夜的St.Moritz也是一個社交場，英國作家Nicholas Foulkes說： “St.Moritz was a social bunny slope where those wishing to ascend the peak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earned the best move.”(St. Moritz 是一個交際的滑道，那些想攀爬到國際社會頂端的交際花在這裡學會了最好的姿勢。)
在像紐約、巴黎、倫敦這些國際都市，“新富”(new rich)初來乍到很難躋身“老錢”圈，在瑞士雪山上的豪華酒店就容易得多–這個“秘密”至今未變。不論是真正的上流社會還是夢想成功出名的人們，虛榮成癮的樂趣還真不在一擲千金的鋪張消費或是夜夜笙歌，他們最大的“癮”是需要在所謂“對”的地方被看見(Being Seen)。冬天St.Moritz的Badrutt’s Palace 酒店和Gstaad的Palace Hotel的大堂酒吧仍然是一個上演名利場喜劇的籠子，而每年都有看起來金光閃閃的人來本性出演自己心底的虛榮。
St.Moritz今日的“繁榮”最早要歸功於The Badrutt家族。 10世紀末，他們擁有的Kulm酒店一直吸引著英國富人回來度假。後來家族後人Casper Badrutt買下了Hotel Beau Rivage,並在1890年代將酒店擴張成為了今日的Badrutt’s Palace。
1924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St.Moritz的召開為這裡聚集了人氣，上世紀30年代，St. Moritz變成了卓別林、Marlene Dietrich、Coco Chanel這些文藝名人和Agnelli、Rotschild這些歐美老牌上流家庭家族的一同嘻鬧玩樂之地。 “二戰”前，不到30歲的希臘船王后人Stavros Niarchos來到St. Moritz買下了Kulm 酒店，投資了Corviglia雪場，成為了St.Moritz 最大的私人地產所有者。
Niarchos和另一位希臘船王Onassis之間的“冤仇”一直是歐洲上流社會津津樂道的話題。後者可能更有名，因為他把60年代美國的時尚icon Jackie Kennedy變成了70年代世界的風尚icon Jackie O，但在St. Moritz的社交場，Niarchos卻要更勝一籌。 “二戰”後，Niarchos的朋友菲亞特的傳人Gianni Agnelli、長居瑞士的工業男爵Heini Thyssen和身邊的鶯鶯燕燕、名媛和交際花都紛紛湧入St.Moritz，讓St.Moritz 成為了冬日老錢社會的派對天堂。
“最後的花花公子”甘特·薩克斯(Gunter Sachs)
St Moritz和Gstaad在上流社會的地位建立還需要歸功於一個人–世界上“最後的花花公子”甘特·薩克斯(Gunter Sachs)。 Gunter Sachs來自德國的歐寶汽車家族，具有名望、顏值、魅力和大把揮霍的錢的他，一生沒有一天為生計工作過，卻精通了諸多愛好–攝影、占星和藝術收藏。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法國的性感女神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 Gunter Sachs第一次在St Tropez見到Brigitte Bardot便一見傾心，為了得到她，他用直升飛機把100朵玫瑰灑在了Bardot家門口。 1971年，Gunter Sachs在St.Moritz創立了Dracula俱樂部，每一個想加入的會員都要展現出一些吸血鬼般的 “bite”–性格或是精神上的尖銳。
Dracula至今仍是St.Moritz度假的富豪們在Badrutt’s小酌過後半夜去跳舞的地方。在St. Moritz，Gunter Sachs請來許多當時重要的藝術家裝點他在Badrutt’s Palace酒店的pop art套房，Andy Warhol為廚房製作了10張Marilyn，衛生間是由 Roy Lichtenstein 設計的。 Gunter Sachs造就了St. Moritz，卻是在Gstaad，晚年備受老年癡待症摧殘的他用一支槍對準了自己的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為“老牌上流家庭”世界最愛的雪山度假勝地，Gstaad和St. Moritz 之間的“較量”從來沒有停過。甚至許多人認為，從一個人是更喜歡Gstaad 還是St. Moritz可以看出品味來。 St. Moritz多少有些新富的炫耀與張揚，Gstaad才更是深藏不露的“老牌上流家庭”的心頭好。菲亞特集團的Gianni Agnelli和希臘船王Stavros Niarchos在St Moritz都有雪山別墅，但他們會到Gstaad享用更私密的晚餐。幾年前，當St. Moritz被檢測出排泄的沸水古柯鹼成分超標，偏愛Gstaad的那些人馬上嗤之以鼻地說：“你們看，St. Moritz就是阿爾卑斯山的毒品之都！”但有時，張揚的奢華仍是許多人無法戒掉的“毒”。
Gstaad和St Moritz分別有兩家建在山上的可以稱為世界上最難進的會員制俱樂部Gstaad的Eagle Club和St.Moritz的Corviglia Club。 Corviglia俱樂部曾經把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都拒之門外，理由是她看起來太樸實無華了。
70年代Valentino在Gstaad買下他的私人chalet時，Eagle Club也沒給他會員。不過Valentino是很厲害的“social climber”，不到幾年，Eagle Club的會員毛衣都是他設計的，可他卻對Eagle Club不屑一顧，因為他自己的chalet太棒了。他幾乎每年都會在自己的私人chalet舉辦跨年派對。幾載春秋過後，Valentino在Gstaad私人跨年派對的邀請名單都是歐美名利場who’s who的風向標。另一位出身希臘制船大家族的名記Taki Theodoracopulos曾說：“Gstaad的Eagle俱樂部建在山頂，因為人們已經停止了’攀爬’了，但是St Moritz的Corviglia俱樂部建在山中，因為人們還是需要向上爬。”暗示了論名利場的“世界之鼎” St.Moritz應該把這個稱號讓給Gstaad。
自1913年對外開放的Gstaad Palace酒店在六七十年代也是名人流連的地方，伊麗莎白·泰勒、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羅傑·摩爾、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格蕾絲·凱莉、索菲亞·勞倫都曾是這裡的常客。
Palace酒店的大堂也從來不少讓人難忘的奢華派對，當高級珠寶de Grisogono創始人Fawaz Gruosi和蕭邦珠寶的主席Caroline Scheufele的離婚成為了歐洲社會的談資，兩人仍然不迴避地分別在Palace酒店的大堂辦各自的鑽石晚宴。在Gstaad這個地方，任何新聞或醜聞都不會停留在Gstaad，而會瞬間在紐約、倫敦、巴黎、日內瓦、米蘭的上流圈傳開來，因為他們的圈子就是那麼小，而他們又偏偏喜歡在冬天聚在Gstaad的Palace 酒店。
元旦期間，聚集在Gstaad Palace酒店大堂酒吧的人都來自歐洲不同的地方，母語不是英文的他們用帶著口音的英文緩慢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說了半天也沒把對話推進多少。但是這個圈子的人早已熟練了聽各種口音和這樣浮在表面的交流方式，畢竟哪個混圈子的人不要經歷一場場空洞的尬聊？一位每年都在Gstaad 跨年的對沖基金經理說，這樣年復一年重複的人生真是可悲。然而每個在社會上混得如魚得水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必將有他可悲的一面，但他們可以用足夠絢爛的生活作為彌補。
羅實學院的生源
Gstaad相比St.Moritz的優勢還在於它擁有世界上任何一個滑雪度假勝地都沒有的珍寶–世界最貴的寄宿學校羅實學院(L‘Institut le Rosey)的冬季校區。每年1-3月Le Rosey的學生會在這兒度過冬季學期，每年二月的Le Rosey Weekend也讓歷屆畢業生從世界各地飛回來敘舊。
世代各國皇室、貴族、工業巨鱷和石油大亨都把小孩兒送來讀書。有個非常有趣的橋段說，你能從看歷屆來Le Rosey報名的學生來自哪裡，看出世界經濟的變化和財富的轉移。五、六十年代是意大利、美國和希臘學生的天下，70年代學校多了伊朗和阿拉伯人，80年代日本和韓國學生也來了，90年代多了俄羅斯學生，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就讀Le Rosey。
Le Rosey的招生政策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學生不能超過整體學生的10%。 Le Rosey學生的鍍金的人生，不僅僅是因為昂貴的學費讓他們自幼就注定擁有這幾樣東西–待人接物的風度、全球強大的人脈網，和運動與藝術修養的培養，也是因為他們很小就在Palace酒店，這個有著淵源“老牌上流家庭”歷史的地方親歷著屬於上流社會的美好與虛假。他們學到的並不是粗俗地揮霍金錢，而是由世代流傳下的底蘊和睿智培養的談吐、風度和自信。他們有著超越了年齡的成熟。
論奢侈，你可以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找到超越St.Moritz和Gstaad的豪華，但你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勝過這兩座小城的由時間沉澱下來的屬於舊時代的優雅與世故。冬日的夜晚，不論你是在St.Moritz建於17世紀的瑞士農屋The Chesa Veglia享用一頓燭光下微醺的晚餐，還是在Gstaad的Palace酒店大堂吧中，聽著樂隊唱著阿蘭·德龍(Alain Delon)和60、70年代名姬Dalida的Paroles，Paroles–重現舊時代狂歡般的熱鬧映襯著室外緩緩慢慢飄落的飛雪，都會讓你有穿越時空的幻覺。你會覺得那一去不復返的舊時光，真的可以如此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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