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为躲避纳粹迫害我逃到了瑞士”
1941年至1945年，纳粹对欧洲诸种族及政治群体展开迫害，犹太人遭到大批系统性屠杀，欧洲约600万犹太人死于这场劫难，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德贝内代蒂(Debenedetti)一家在厄运降临之前，有幸逃到了瑞士。家中的长子佛朗克·德贝内代在他的新书《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一书中，讲述了他们一家逃往瑞士的经历，以及战争结束前他与家人在卢塞恩避难的日子，以及学德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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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犹太人德贝内代蒂(Debenedetti)一家决定出逃，意大利的形势已经让他们无法忍受，留在那里太危险了，他们家的房屋和工厂都被炸弹炸毁了。
他们决定逃往瑞士，因为在瑞士的卢塞恩有一家人能够帮助他们，德贝内代蒂家与这个家庭有生意往来。
“我母亲告诉了我要去瑞士的计划，并让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弟弟，”弗朗克·德贝内代蒂告诉瑞士意大利语电视台(tvsvizzera.it)。
他的叙述就像他当年手写的流亡日记一样清晰详尽，那些日记，记录了他躲避纳粹和法西斯的迫害，在瑞士安全度过的那段时光。
这是他在1943年-1945年写下的日记，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和家人不得不来瑞士避难。
他说：”母亲给了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卡罗一人一个日记本，让我们写下每天的经历。”
1933年1月7日出生于都灵。1956年毕业于都灵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次年专攻核工程。
1959年起，他在家族企业Compagnia italiani tubi metalli flessibili(即后来的Gilardini)工作。1976年-1978年，他担任菲亚特零部件总监。1978年-1992年，他担任Olivetti公司总经理。在此期间，他创办了Tecnost和Teknecomp公司，并创建了OiS计算机服务集团。
1986年-1994年，他还担任Cir集团旗下Sasib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2000年，他创建了Interaction Design Institute Ivrea设计学院，并担任院长至2004年。
作为意大利政府的三任参议员，他是多项法案的第一签署人，其中关于银行基础的法案获得了1995年经济和金融领域最佳创意奖-埃齐奥·塔兰泰利奖(Ezio-Tarantelli-Preis)。
德贝内代蒂多年来担任过多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著有多部书籍，也曾编辑和评论过许多书。
出版日记
日记的原稿内容十分丰富，附有描述战争发展的剪报、地图、明信片、图画和留在意大利的亲属的来信。
“出版一本书的想法是在2023年纪念日之际萌生的”，当时我孙子的老师让我写一篇回忆。我整理打印了20张A4纸的内容，”德贝内代蒂说。
“去年，我弟弟卡罗在特雷卡尼出版社打印了他的日记之后，我也打电话给我的出版商朋友-来自马西利奥的卢卡·德·米歇尔斯(Luca De Michelis)，告诉他我也想出版我的日记。他对这个想法非常感兴趣，但建议我写成一本真正的书，里面加上关于日记的章节。”
逃往瑞士
书的开头几页描述了德贝内代蒂一家悄悄进入瑞士的过程，一张图画上画了一栋小房子和一个带洞的栅栏，德贝内代蒂一家就是从这个洞钻进瑞士的。
“栅栏上有一个小洞。我先钻了过去，然后是爸爸、卡罗和妈妈。栅栏旁边等着一个人，他说：’别着急，慢慢来，我们有时间！’然后我们穿过一座潮湿的小木桥…… 就到瑞士了，那一天是1943年11月9日下午5点25分。”
在卢加诺的第一个月和在卢塞恩的 “另一种生活
一家人从卢加诺(Lugano)被带到贝林佐纳(Bellinzona)，在那里接受了体检和问讯。他们先在一个大厅中过了一夜，等待被送往理查德酒店，然后再送往卢加诺的和平酒店。
一位银行职员在一张纸条上记下他们从意大利带过来并存放在贝林佐纳的贵重物品清单后，才让他们离开。
德贝内代蒂说：”但我们要先进行隔离，隔离期从11月3日持续到12月10日。在此期间，我们只能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前往卢塞恩看望我们的朋友迈耶·凯勒(Meyer Keller)。
最终，他们于1943年12月11日，终于来到了卢塞恩，住进了吕蒂曼旅馆(Gasthaus Rüttimann)-也就是他们要住一年半的家。
他们是靠家里的关系网才逃过边境、最后抵达卢塞恩的。在基亚索(Chiasso)边境，他们得到了海关关长的帮助，因为德贝内代蒂的父亲曾为他支付过学费。而在卢塞恩，他们得到了奥托·迈耶-凯勒一家的帮助。
“迈耶-凯勒一家是卢塞恩金属软管厂的所有者，而我的父亲则是意大利金属软管公司的所有者。他们与维岑曼兄弟(Gebrüder Witzenmann)的普福尔茨海姆金属软管厂之间有着生意往来和良好的私人关系。
学习德语
在他们于1943年圣诞前夕抵达卢塞恩后，工厂老板的妹妹阿德里安娜(Adrienne)一直负责教德贝内代蒂一家德语，并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是我度过的第一个非意大利式的圣诞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圣诞树上挂满灯、蜡烛和彩球，之前我们在意大利只知道圣诞节要摆上耶稣诞生的场景模型，”他说。
“我还学会了圣诞歌，如《哦，圣诞树》和《寂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从那时起，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瑞士’节日，而唱圣诞歌也成为传统。”
阿德里安娜是德贝内代蒂在卢塞恩逗留期间的重要人物。她不仅教他德语，还照顾他的生活，带他去郊游，为他和他的家人做饭。
“我在州立高中的第一个学期被推后了一个学期，从复活节后开始。我在之前的三个月里学了德语。这还要感谢阿德里安娜，虽然她从未教过书，但她发明了一种教我德语的方法：每天学十个单词。”
1944年4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进入高中。这一天标志着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从入学开始就用德语写作了。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篇长达七页、题为 《等待和平》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对历史和军事战略进行了分析。他的老师将这篇文章转给了当地报纸，后来报社发表了这篇文章。
“阅读《新苏黎世报》和《卢塞纳日报》等报纸对我有很大帮助，这些报纸报道了从西西里岛登陆、诺曼底登陆到苏联入侵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战争进程，并刊登了军事战略和部队调动地图，”他说。
瑞士是一个敞开双臂的国家
瑞士有一个犹太公墓：
1646年瑞士政府决定将境内的犹太人驱逐出境，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接收他们，所以瑞士政府把他们限制在瑞士东部的巴登(Baden)地区。巴登的守军对此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因为他们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征收很高的保护费和其他费用来丰厚自己的腰包。
但在巴登城里，居民们并不欢迎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只能搬进附近Surbtal山谷中的两个小村Endingen和Lengnau。这里距离巴登城市不远，这对犹太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只允许作为小商贩或者商人工作，好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这里靠着他们的小商铺活着。
村里的犹太人只能将自己离世的亲人葬在一个名叫Koblenz的莱茵小岛上，这个小岛因此被叫做“犹太岛”。因为这个小岛经常遭遇洪水，总是被冲得乱七八糟，因此1750年，Endingen和Lengnau小村在村子附近为犹太人提供了一块墓地，犹太人可以在这里花钱买一块地，树一块石碑。
这片墓地后来不断扩大，如今这里共有2700个墓碑，从1963年开始这个陵园成为瑞士的国家文化财产受到保护。
从害怕像其他人一样在边境被拒之门外，到暂时被瑞士接收为难民，整个过程是他人生中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来瑞士是我的宿命：这让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认识了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生活，就像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一书中写的那样，另一种语言就像另一种生活。”
他说：“我后来多次回到卢塞恩，每次都有回家的感觉。”
(编译自德语：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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