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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的毕加索奇迹

Franz Meyer, Direktor des Kunstmuseums Basel (rechts), und Lukas Burckhardt von der Basler Kantonsregierung 1967.
1967年,Franz Meyer巴塞尔艺术博物馆馆长(右)和巴塞尔州政府的Lukas Burckhardt在收到毕加索的捐赠之后,感到非常欣喜。 Keystone

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当他的两幅作品,和来自年轻的嬉皮士和富有的化学业新贵的广泛联盟的民众运动相遇时,会发生什么呢?这是巴塞尔的奇迹。这也是直接民主的奇迹:在1967年,即50年前,巴塞尔选民对购买两幅毕加索的画作投赞成票。发生了什么呢,听起来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但这是真的。

正如我们神奇的故事结尾,故事也是戏剧般地开始–飞机在暴雨中坠毁。1967年4月,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塞浦路斯着陆时坠毁。117名乘客和9名乘务组成员死亡。这场灾难使这个小型航空公司很快陷入破产。高额索赔中的大部分要求由公司大股东承担。他就是巴塞尔人彼得·乔治·斯特赫林(Peter G. Staechelin),其家族因收藏大量的梵高(Van Gogh)、莫奈(Monet)、塞尚(Cezanne)、毕加索以及马奈(Manet)的艺术历史珍品而闻名。

而这其中最杰出的珍品现收藏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中。彼得·乔治·斯特赫林彼时不得不出售这些艺术历史收藏品,来应对这个悲惨的航空意外。

“伟大的艺术历史价值”

首先,斯特赫林以320万法郎的价格出售梵高的一副画作。然后,有消息透露接着出售的是毕加索的作品“两兄弟”和“坐着的小丑”。巴塞尔艺术博物馆19世纪古典现代主义负责人伊娃·雷弗特(Eva Reifert)说:“这些画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价值”。从博物馆收藏角度来看,这两幅作品是不可放弃的:据雷弗特介绍,在1905年创作的“两兄弟”和1923年完成的“坐着的小丑”构成了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始末。这位西班牙艺术家正是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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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拍卖之前,当时的艺术博物馆的委员会紧急叫停。在该基金会的促成下,斯特赫林基金会和巴塞尔城市州政府坐在了一张桌前。双方作出一个决定:基金会以840万瑞士法郎的价格向政府出售这两件艺术品,这也就在瑞士巴塞尔这样的艺术之地才有可能发生。其中的600万瑞郎政府从财政中支付,240万瑞郎由私人捐助。州议会赞成,这个请求在只有四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

但是有人打破了和谐

现在当地的艺术家和市民们为此兴高采烈。为了募集尚短缺的近240万瑞郎,他们开始“乞讨”。

1881年10月25日生于西班牙马拉加。他是画家、图像设计家和雕塑家。他广泛的作品包括油画、素描、版画、贴画、雕塑和陶艺,共有约5万个。毕加索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阿维尼翁少女”(1907年)。

这幅画是经典现代主义的象征。此外,毕加索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题材是鸽子,例如1949年他为巴黎世界和平大会设计的海报。毕加索1973年4月8日在法国穆冉(Mougins外部链接)逝世。

然而有一个人却对这种“毕加索狂热”嗤之以鼻:阿尔弗雷德·劳帕(Alfred Lauper),一个汽车修理厂主,作为小股东在全球航空公司破产中已经损失了一大笔钱,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对高档艺术进行投资。劳帕提出了对州议会决定的复决,并在短时间内收集到了必要的签名。

现在出现有了分歧。现年81岁的摄影记者库尔特·维斯(Kurt Wyss),当年在巴塞尔民族日报工作,记得这一老一代与年青一代之间突然出现的鸿沟。“我们年轻的编辑绝对认为,城市应该买下这些画作,而年纪大一点的编辑则说:你们疯了。这些钱可以建两座养老院”。

你所需要的是巴伯罗

读者来信专栏爆棚。反对者和支持者似乎势均力敌。在城市的任何地方,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标语“我爱巴伯罗”或 “你不能没有巴伯罗”–灵感来自甲壳虫的流行歌曲“你不能没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这也是同年的嬉皮运动的配乐。

莱茵河上巴塞尔的文化之火漫延到了瑞士其他德语区地区:圣加仑州确定捐款,巴塞尔城市州的邻居巴塞尔乡村州(Baselland)自发捐了8万瑞郎,巴塞尔的宾宁根社区(Binningen)捐了2000瑞郎。

Kuratorin Eva Reifert.
毕加索的画如今在巴塞尔还是非常抢手,策展人Eva Reifert 也是忠实粉丝。 Stephanie Hess

最终加上当地制药业和部分巴塞尔上流社会超级富豪的大量捐款,共筹到250万瑞士法郎,比需要的多了10万法郎。

和巴伯罗共饮威士忌

但事情的结局犹未可知。这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依然要惶惶不安地等待投票。但惶恐战栗是没必要的:在1967年12月17日,巴塞尔的选民们以多数同意购入毕加索画作。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年青人、艺术家和许多公民欢欣鼓舞。民族日报的年轻记者们也在此列。库尔特·维斯回忆道:“我们因胜利的狂热而忘乎所以,提议去法国南部与毕加索会面”。文化部编辑拒绝了,因为毕加索10年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请求。然而,库尔特·维斯和记者同事伯哈德·切尔兹(Bernhard Scherz)仍在当天飞往法国南部,在这里,这个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已经生活了好多几年。在他们的行李中,有一份记载了他们城市刚发生的事情的文件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当天晚上,维斯和切尔兹敲了毕加索的门,将信和部分文件交给了一名门卫。 第二天,两名年轻人徒步向这位世纪天才的家走去,这时一辆豪华大轿车开过来。落下车窗,巴伯罗·毕加索的夫人杰奎琳·毕加索向外看。她问:“你们是来自巴塞尔的先生们吗?请于下午5点左右光临。有一大惊喜等待着你们”。

Das Empfehlungsschreiben, das 1967 Kurt Wyss zum Empfang bei Pablo Picasso verhalf.
展览介绍:库尔特·维斯1967年受到毕加索接见的经历。 Stephanie Hess

如何由一幅变两幅

两位同事紧张地在约定的时间很早前到达,被引至毕加索的画室。但在那里,他们没见到艺术家,却看到了一个因见到意想不到的访客而错颚的人:巴塞尔艺术博物馆馆长弗朗兹·梅耶(Franz Meyer)。梅耶自豪地宣布,毕加索答应他将馈赠巴塞尔市一幅新作。他现在可以选择一个。“梅耶很老道,”库尔特·维斯说。“他在两幅画作前左右徘徊不能定夺。他说,这两幅画无论如何是浑然一体的。杰奎琳·毕加索也表示同意。”最终毕加索将这两幅画都赠给了巴塞尔人。还有更多。此前,毕加索决定将1906年玫瑰时期(遇见爱情的甜蜜期)的作品交给艺术博物馆。除此之外,还有“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草图,它是艺术史的象征,标志着立体主义的开始。

自发的、慷慨的反应显示了当时86岁的毕加索是如何被巴塞尔的公投所触动。“他很高兴”,库尔特·维斯说。当梅耶拿到两幅画后,毕加索领他们到沙龙,梅耶想喝茶。“但他给我们倒了威士忌”。男人之间愉快地聊天–“这很棒”。

“我将画送给巴塞尔青年”

此后,当谈及画作时,巴伯罗·毕加索说:“我不是将这些画送给政府官员”–他指的是弗朗兹梅耶,毕加索接着说:“我将它送给巴塞尔的青年”。说着,他拥抱了年青的记者库尔特·维斯和伯纳德·歇尔兹。“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 库尔特·维斯开玩笑说:“从那时起,我不再洗澡”。

巴塞尔的毕加索奇迹不仅仅是艺术的胜利。正如著名的国际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德国杂志《明镜周刊》所报道的那样,这也是直接民主的胜利。

利昂哈德·伯克哈特(Leonhard Burckhardt),巴塞尔城市州议会的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和巴塞尔大学的历史教授,当时14岁。“正如我这一代人的许多人,这个事件也是我人生的里程碑,切身经历了作为民主核心部分的全民复决是如何运作的。

今天,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再次发生,利昂哈德·伯克哈特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是高度冒险的。然而事实是,今天巴塞尔城市州人民的大部分仍将自己与艺术博物馆视为一体。这里的人们依然热爱艺术。

这个民众运动成功的50周年纪念是由巴塞尔艺术博物馆庆祝:从 2018年1月起,在这所知名的博物馆中举办一个展览,告诉人们“巴塞尔奇迹”是怎样成真的。

(翻译:朱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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