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天氣誰之過？災害治理演變史
19世紀時，瑞士人就注定要直面自然災害。那時，人們已不再將惡劣天氣和土石流坡視作神對人的懲罰，而是人們應該協力解決的問題。為了所謂的共同利益，對過錯與責任的追問成了禁忌 – 直到今天，這一態度仍不時影響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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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天氣都是無傷大雅、用來寒暄的話題，但現如今，卻也已經充滿了政治意味。因為在氣候變化的時代，人類行為、惡劣天氣以及自然災害間的界限已不再明顯。我們的生活方式影響著天氣。持這樣觀點的就有氣象學家Jörg Kachelmann，他在最近幾週的惡劣天氣中察覺到的是“不幸的開始”。
其他人則認為這一觀點過於誇張，他們或將該觀點稱為“氣候歇斯底里症”，或告誡人們應該多點沉著冷靜。瑞士自由民主黨(FDP)前主席Franz Steinegger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因在施維茨州有多年危機管理的經驗，因此也被人稱作“災害Franz”。當在《每日導報》(Tages-Anzeiger)的採訪中被問及城市人口對環境災害的反應是否與農村人口不同時，他回答稱：“生活在鄉下的人們更沉穩，這些情況他們基本都經歷過。而且他們更願意將這樣的事當作上帝的旨意來接受。”
自然災害是上帝的荊條
這種貌似來自阿爾卑斯山某座遠離人世的虔誠教堂、凝聚了百年之久的智慧，實則是一個相當新穎的觀點。直到幾百年前，自然災害都絕不是人們能“沉著冷靜”接受之事：就好比家長用雞毛撣子教育孩子，上帝用“可怕的神蹟”向人們指明道路 – 像《聖經》中的七災與洪水這樣的災難從來都有其要傳遞的信息。
當生活在鄉下的人們將奶油和牛奶放在窗邊作為安撫上帝的預防措施時，神學家們沉思的問題是，他們應如何解釋上帝的“佈道行為”。讓他們進退兩難的是：在例如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不僅是罪人，還有孩子和對上帝充滿敬畏的人。
一種回答是：上帝同樣懲罰那些沒能阻止罪人的人。瑞士環境歷史學家Christian Pfister寫道：“社群為其成員的罪過集體負責。這樣便於轉移共同責任方的責任，並在所有人中分配責任。”某種程度上，這樣做也能讓責任歸屬不再那麼清晰，因此也就少了壓迫感。
災害中的凝聚力
不再將無法解釋的自然災害視作對個人罪過的懲罰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 因為在這一轉變沒有觸及的地方，人們寄希望於通過焚燒據稱會巫術的婦女來應對乾旱的夏天。對責任進行再分配，讓自然災害被重新理解為能夠凝聚集體的事件。
這是因為，如戰爭和災害這樣由外部力量造成的可怕事件往往能增強歸屬感。今天的政治人物們依然深知這一點：在災區露出了錯誤的表情，也就意味著職業生涯搖搖欲墜。
正是因為土石流坡、惡劣天氣以及洪水能夠激發凝聚力，這些自然災害因此對瑞士民族的形成至關重要。 1806年，Arth-Golau的土石流坡造成了400多人死亡以及整個村莊被毀，這起事件讓凝結民族的災害救助應運而生。
當時，由拿破崙指派的施維茨州長Andreas Merian在互助行動中覺察到了凝聚力：“每個瑞士人都能通過其捐助為公共利益奉獻心力，參與其中以及被救助者事後的感激之情都能增強民族感、聯邦和諧以及真正的兄弟之愛。”
Merian成功將宗教上的愧疚之感轉化成了共和體制下的團結之感：瑞士各州對Arth-Golau地區的捐款以及慰問紛至沓來 – 有史以來第一次，受災地區不再依賴單獨援助，瑞士各州都向災區紛紛伸出援手。
防洪民族紀念碑
自然災害幫助瑞士政府找到了自己的角色：19世紀時，由私人組織贊助的災害救助越來越多地被轉移到政府手中。 1834年，在瑞士聯邦嚴重分裂的情況下，洪水摧毀了瑞士的大部分地區。於是邦聯議事會，也就是瑞士當時的中央機構，接管了協調(私人)捐款的工作。該議事會直接與各州接洽，以確定使用捐款最合理的方式。這已經超出了慈善的範圍，而是遵循國家的邏輯：儘管捐款是出於對個人的同情，但自1834年起，例如在格勞賓登州，捐款主要被用於為了預防未來災害的防洪支出。因此，捐款主要流向當地的建築業主，而直接受到災害影響的人只能得到很少的援助，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得到捐款的情況下仍陷入貧困的原因。也就是說，受災地區接受的主要是發展援助，並輔以少量的直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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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天灾改变了瑞士
人們將1834年之後的河道改直以及大壩工程統一視作民族團結的紀念碑。正如1869年，聯邦委員會對瓦萊州因懷疑基建項目而在1834年將捐款分發給個人的行為做出評價是所說的那樣，那裡“沒有任何建築體現了民族慈善事業，而這些紀念碑本可以使國家免遭此類災難。”
1868年，瑞士遭遇了另一場自然災害，強降雨導致51人喪生，也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1834年時的防洪任務還掌管在州政府手中，而在1868年，聯邦委員會作為政府接管了此項任務。全國募捐活動也由國家政府接管，共籌得360萬瑞郎的捐款以及超過3噸的食品捐贈。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成了當時非官方的全國口號。此外：災害預防的法律規範也得以確立，這一點的重要性持續至今。
對事故原因避而不談
只有通過共同面對災難，人們才能將自己無法解釋的天意轉變為能夠共同承擔的事件。但與此同時，人們也形成了少談原因、多談援助、基礎設施和危機管理的默契。
1881年發生在埃爾姆(Elm)的滑坡就是個極端的例子：格拉魯斯地區的阿爾卑斯山富含珍貴的頁岩，埃爾姆自1868年起就開始對頁岩進行商業開採。但負責此事的當地政治人物在這方面基本沒有任何經驗 – 頁岩開採因此漏洞百出。起支撐作用的部分被炸毀、山裡出現的變化被忽視、發出警告的人被譏笑為膽小鬼 – 因為太多工作崗位和太多的錢都依賴頁岩開採。甚至當採石場上方的阿爾卑斯山大面積坍塌並引起水流倒灌時，人們仍無所行動。最終，這起事故導致了141人死亡。
然而，沒有任何人因這起事故被咎責。之所以會這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媒體不希望對埃爾姆居民極為必要的募捐活動因為對惡性事件的報導而受到影響。鑑於悲劇已經發生，人們懇求不要再對“雞毛蒜皮的瑣事”進行抱怨。埃爾姆居民必須以無辜的集體形象示人，他們被“無情的自然力量”擊垮，這些山區居民在這次與殘酷的大自然抗爭的過程中失敗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解讀，原因在於看待自然災害的觀點已經完全改變：災害不再是對罪人的懲罰，而是由人類不可知的原因所引起的，對於這樣的事除了接受別無他法 – 上帝的旨意深不可測。對地理學教授Albert Heim來說，這樣的態度讓這位必須就土石流給出自己專業意見的專家驚呆了：
“人們反抗恐懼，為自己找理由，而那些對此表現出恐懼的人則被譏笑。人們拒絕洞察自然災害的深意，而是否認危險、自欺欺人。全國上下都瀰漫著這種愚蠢的態度。‘鴕鳥戰術’的狂熱信眾們之所以敢於對真相進行如此巨大的隱瞞，就是因為他們深知，人們更願意相信令人愉快的事，而非讓人感到恐懼的事。”
Christian Pfister (編)：災難之後 – 瑞士自然災害治理史1500-2000
(译自英文：王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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