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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系列三 80年代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

1983年8月12日,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合影。前排右三是作者。

1983年8月12日,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合影。前排右三是作者。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供)

1982年,我进入日内瓦大学攻读文学学位。我选择中文作为第二专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仅仅是被这一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也未见有任何媒体报导的文化所吸引。

田婉兰(Véronique TERRIER)

1962年出生,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1986-1989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现为气功和太极拳教师。

幸运的是,我的教授们深谙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兴趣与热情的传授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在口语方面颇有天赋,但是写作总是很让我头疼。一年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争取到了去北京师范大学交流的机会,在那里进行为期一个夏天的学习。

1983年夏天,我坐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了北京。对于新的环境,我适应得不得了。老师们热情而真诚地迎接了我们。我们就住在学校里,两人一间宿舍,房间相当朴素,但是学校给我们的铁床挂上了蚊帐,柔柔的纱幔如梦如幻,好似精美的华盖,给整间宿舍增添了几分雅致。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到达当天,一位老师便带着我们这一小群人去了一趟市中心,买一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非常实用的商品——自行车。买好了之后,老师便带头骑着车,领着我们回学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也赶紧骑上车跟上他。我们立马就淹没在数千辆平静行驶着的自行车中,好像是被困在巨大的鱼群中的一些笨拙的小鱼。“鱼群”在遇到公交车或十字路口时会分散开来,过后又重新聚在一起。自行车是非常珍贵的探索城市的工具,但同时也会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状况。例如,只要我在校园里停车时忘记把车锁好,它很快就会消失不见,通常是被校内的安保人员收走。然后,作为违章的惩罚,安保人员在归还我自行车之前,都会要求我做一个自我批评。到了下一次我又粗心大意犯同样的错误时,相同的程序还要来一遍。

我们在充满激励的氛围中学习,上课都是以小班的形式。到了周末,我们的老师会陪着我们四处闲游,或是到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的家中去包饺子。我们都感受到了真挚的关爱。

早上,我常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里学打太极拳。我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但是一接触就觉得非常舒服自在。这一精细又灵敏的运动技艺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回到瑞士后,我继续在日内瓦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学习,接着又到台湾学习了一年。然后,我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现在叫做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直至1989年毕业,获得中文的学士学位。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样书

(swissinfo.ch)

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的三年里,我们的物质条件算不上好。我试着不去介意那些蟑螂、老鼠以及公共澡堂里的潮气。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不便而已。更重要的是别的事情。例如,我对那些小班教学的课堂一直都存有美好的记忆,这些课堂非常国际化,我认识了来自朝鲜、莱索托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开放程度是极其少见的。我对我的中国老师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他们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宽宏大量并且平易近人。我至今仍和其中一位老师保持着联系。最初,教学材料偏重外交方面,后来逐渐增加了很多关于合资企业和经济方面的内容。所以,从教材中也可以一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的太极拳和气功课一直在继续,一点儿也没落下。渐渐地,这些运动变得不可或缺,它们改善了我此前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

1989年,在见证了一段混乱时期和一些悲剧性的情节后,我于当年的6月8日我生日那天便匆忙离开了北京,好像是一场逃难。回到瑞士后,我很快就开始教授气功和太极,坚持至今已有25年了。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幸福喜乐。

我还经常组织到中国各地的自然和人文主题的旅游。尽管距我第一次去中国已经三十年了,我对这个国家始终怀有好奇和探索之心。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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