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陪同一名日本人在瑞士安乐死
一名日本男子来瑞士就是为了借助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瑞士资讯swissinfo.ch陪同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途，在这里我们写下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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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天空中飘着小雨，完全不像往日的初夏。Yoshi(化名)坐着轮椅和他的父母抵达苏黎世机场。在两根拐杖的帮助下，他吃力地把身体从轮椅上抬起来，上了一辆出租车，他要去巴塞尔。“我很欣慰，我们做到了，” 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喃喃地说。
这次赴瑞的行程来得非常突然，两周前他才决定搭乘这趟航班。3年前他从巴塞尔安乐死机构“生命周期”(lifecircle)那里获得了实施协助自杀的许可，而其实他的计划是2022年以后才付诸行动，但是从6月份开始，他的病情忽然恶化了，而且恶化的速度，就像一个球从山坡上往下滚，一发不可收拾。“喉咙和舌头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不再能吞咽固体食物，我的手指也很难再动，我意识到，这次到了生死关头。”
协助自杀在日本是被禁止的。他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不能再动之前登上飞机，否则就为时太晚了。他还需说服他的父母，陪同他前往。起初，他的父母完全不接受他的计划。
在整整12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一直在忍受着腹部的剧痛，这是他最后一次搭乘飞机的旅行。
到了巴塞尔的酒店，他平躺在一张带靠枕和轮子的躺椅上，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的这个酒店里的所有时光他都是在这张躺椅上度过的。
安眠药、止疼药和一种治疗麻痹的药，这些都是他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我的的躯干肌肉已经明显萎缩，内脏器官得不到肌肉的支撑，就会触碰到神经，所以才会造成剧烈的疼痛，”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睡过超过3小时的觉，就算服用了安眠药，但药劲一过，他就会被疼醒。
他只能喝营养饮料、酸奶或粥。他不喜欢这种感觉，靠着这些液体来获得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和营养，以维持生命正常运转。
“我不想没有尊严地活着”
日本。Yoshi是一名40岁出头的办公室职员，单身。他与父母住在日本东部。五年前他首次注意到身体的异常迹象。他经常感到膝盖疼，后来不再能踮脚尖。在年度体检中，他的肝脏也显示出不正常的指标。经过检查，医生告诉他，他的肌肉“坏了”，初步诊断为 “疑似运动神经元病”。
运动神经元疾病是运动神经元功能恶化的一个总称。其中最常见的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运动神经元受损，大脑的指令不再被传递，身体逐渐失去了随心所欲的运动机能。最终，会影响到呼吸而导致死亡。至今为止针对这种病没有治疗方法。Yoshi最终也并未被确诊为ALS，但ALS的类似症状逐渐出现在他的四肢、双手、腹部，甚至喉咙和舌头。
网上有关ALS患者的视频和博客让他想到自己的未来。“我不想劝说那些带着呼吸机的人放弃挣扎，”Yoshi说，“但我不想没有尊严地活着。” 两年后，在2018年4月，他与lifecircle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直到今年5月底，他还能拄着拐杖走上约200米。他继续在家里为他工作了13年的公司工作；也还能在餐桌旁享受妈妈做的饭菜，但突然他的病情就恶化了。
不再对社会有益
巴塞尔。Yoshi心理压力很大，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安乐死的许可，但他还必须与lifecircle的两位医生见面。如果医生确定病人缺乏判断力或受第三人的影响，也可能撤销许可。
现在是上午9:30，Yoshi靠在轮椅上，眼睛静静地盯着门口。不久，第一位医生进来了。她的名字是Erika Preisig，她问Yoshi关于他目前的状况和为什么想要安乐死，Yoshi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缓慢、平静地选择着自己的用词。
第二位医生提到了Yoshi的工作。“直到临行前您还在工作？”医生一脸惊讶地问。Yoshi说：“对我来说，还能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很重要，但我的病不再允许我这样做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再有任何价值。”
两个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从医学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理由能驳回您的安乐死决定。”当医生在第二个谈话中这样说时，Yoshi紧张的神色稍稍有所放松。他的安乐死日期定于星期六进行，今天是星期四，他想和父母一起度过剩下的时间。
他的父母在另一房间等待，他把定好的日子告诉了他们，他的妈妈再次问道：“你确定不改变主意吗？”
太多的痛苦
然而病魔不再允许Yoshi拥有更多的时间。傍晚时分，他感到腹部有一种隐隐的不适，这是一个熟悉的信号，巨疼要来了。但是这一次，疼痛的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是一阵一阵的。他吃了比平时更多分量的安眠药来助眠，但三小时后，他在地狱般的痛苦中醒来。“我无法再忍受了”。他给Erika Preisig医生打了电话。
星期五。早上，他向他的父母道歉，因为不得不把日期提前，而他们也不再坚决地反对。
Yoshi已经无法再坐在轮椅上了，“我必须保存能量。”他上半身平躺在床板上，腰放在床棱上，脚着地，“这样我会舒服些。” 他在等待新的安排。
“我没有B计划也没有C计划”。
为什么选择瑞士？
“因为我想死得有人的尊严。呼吸、吃饭、排便和交流，这些都是生命的基本元素。而现在这些我都无法胜任了，所以我决定结束生命。”
而家人却不这么看，他的母亲恳求道：“无论怎样，我都想让你活着”。但这样的要求忽视了痛苦和尊严，Yoshi说。“像我这样的病人，我们不想听任自己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不能自拔。我们也不希望家人如此残忍。”
他认为辅助自杀也对社会有好处。“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应该能够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样能将巨大的医疗资源留给别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道德的做法。”
但在许多国家禁止安乐死，他质疑道：“为什么决定给别人用呼吸机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协助性自杀却不是？”
他希望有一天，辅助自杀能够合法化。“这样像我这样的病人就可以平静地在家里死去，”Yoshi说。
这时距离实施安乐死还有三小时，他态度坚定他说：“如果我得的是一种可治愈的病，也许我会尝试坚持。但现在，我决心已定，既没有B计划，也没有C计划。”
最后一句话
现在是星期五下午1点45分，这是他抵达瑞士的两天后。太阳出来了，Yoshi和他的父母搭乘出租车前往lifecircle在酒店附近的地点，Erika Preisig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她把他们带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中，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大桌子、一张沙发和满屋初夏的阳光。
Yochi坐在轮椅上，在桌旁签了一张又一张的文件：死亡证明申请书、安乐死同意书和一张火化同意书。之后，他面带微笑地说：“谢谢，我准备好了。”
14:45，Yoshi脱下鞋子，躺在床上。Erika Preisig医生将针头插入Yoshi的右手背里。他的母亲站在他的左侧，温柔地一次又一次抚摸儿子的肩膀。
现在是道别的时候了，他的父亲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陪伴，你一直是我们的财富。祝你在天堂过得快乐。我们很快也会来找你。”他说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Yoshi也回以微笑，“我会等着你们的。”
输液袋里装的是致命剂量的戊巴比妥钠，一切都已就绪。
下午3点整，Yoshi说：“好吧，那我走了！”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搬开了输液的开关。
药物通过插管慢慢流入他的身体。Yoshi笑着说：“起作用了吗，我没什么感觉。”他的声音有些尖，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
30秒后，听到了四声微弱的鼾声，这是他最后的声音。
Erika Preisig说，他陷入了昏迷。三分钟后，她把听诊器放在Yoshi的胸口上，并检查了他的瞳孔，然后平静地说：“他已经走了。”
“没有痛苦吗？”父亲问。Erika Preisig医生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在Yoshi的手上轻轻地说：“是的，不再痛苦了”。
那只手仍然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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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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