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重啟核電投票意味著什麼
8月底台灣將就不久前關閉的核電廠是否應繼續重啟進行全民公投。這類與核能有關的投票往往涉及長期決策，也是一種對長期風險的預測；在台灣，人們也要考慮到來自中國大陸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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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瑞士媒體裡的中國
台灣已圓滿完成去核能的任務，就在幾週前，台灣島已關閉了它的最後一個核電廠。就此由民進黨(民主前進黨，DPP)執政的中左翼政府已完成其於2016年宣布的「2025無核家園」目標。
然而不久後，台灣民眾又將就馬鞍山核電廠二號機組的服役進行公投，這又是怎麼回事？
外部内容
蘇黎世大學「中國-台灣關係」主題組長Simona Grano說：「在台灣的歷史上核能一直是一項重要議題，也是公投的焦點。」核能問題長期被台灣的各政治派別當作抓手。
用公投作直接民主的還擊
這次的核電廠投票也是反對黨國民黨試圖用直接民主反擊的方式。因為與該投票同時進行的，還有大量民進黨主導的「罷免」(Recall)投票-這是一種可以罷免立法委員的工具。
雖然在議會中國民黨與另一反對黨-民眾黨共同佔據多數席位，但這一地位曾陷入危機，因為許多反對黨成員都面臨罷免投票。而罷免他們的主要理由是：與中國走得太近。
作為反擊，國民黨在今春提出了4項公投議題，其中一項與死刑有關。但選舉委員會只批准了一項關於重啟核電廠的公投。
國民黨在7月底的「罷免戰」中獲勝，而與核電廠有關的投票也即將進行。如今政府陷入了被動局勢。
核能：進步的承諾-也是國民黨獨裁的象徵
台灣的核子問題與其民主化進程交相呼應。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將核能視為一種進步的手段，可以讓台灣成為強大的經濟體。
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時期，反對派以環保及核能議題為劍，採用的是「不直接攻擊國民黨，轉而針對其政治計畫」的策略，Grano說。
這種情況在1990年代的民主化過程中持續存在。正如Simona Grano在《台灣的環境治理》一書中寫道：「先前被壓制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反對者(…)選擇了反核議題」來批評國家。
2011年日本福島核外洩事件發生後，台灣民眾對核能的批評態度更甚。
此外第4座核電廠的興建還伴隨貪腐醜聞。2013年3月，20 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停止施工。
若中國實施封鎖，台灣該怎麼辦？
當時民進黨是最大的反對黨。該黨自2016年執政以來，致力於在2025年前逐步淘汰核電。儘管2018年大多數台灣人在全民公投中決定從法律中刪除廢除核電的條款，但這並未改變該計劃的實施。
不過在Grano看來，如今民進黨的反核立場也不那麼強硬了。她說：「世界地緣政治的變化使台灣政府更加務實，意識形態的色彩有所減弱。」
化石燃料在台灣的電力供應中占主導地位，2022年台灣80%的電力來自煤炭和天然氣，這些原料全靠進口。Grano指出，對台灣來說依賴進口很危險，「天然氣要進口，所有東西都要進口。如果中國實施封鎖，那麼台灣的自給自足將面臨巨大問題。」
「台灣的煤炭主要來自澳洲、印度尼西亞，還有俄羅斯。近年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緊張，中國不承認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並憑藉「一個中國」的政策阻止其他國家承認。《外交家》上的一篇評論文章甚至認為，台灣的核能退出政策是在「自造阿喀琉斯之踵」，因為一旦台灣唯一不敢攻擊，核電站是中國唯一不敢攻擊的能源目標。
另外還有經濟層面的問題：台灣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生產基地之一，其生產屬能源密集型，而最近卻常陷入停電困局。
因此Grano認為，大多數台灣民眾可能會投票支持自1985年起便開始運作的馬鞍山核電廠2號機組繼續服役。
前代表認為：台灣公投更多的是議程設定而非政策制定
黃偉峰是一位政治學家，直到2025年7月底一直擔任台灣駐瑞士的外交代表。當談到瑞士的Beznau核電廠自1969年起便持續營運時，黃偉峰強調：台灣的風暴和地震風險遠高於瑞士。(由於Beznau核電廠自人類首次登月那年便開始運行，其安全性即使在中歐也並非毫無爭議。因為它靠近邊境，甚至在德國也出現了針對Beznau的抗議活動)。
黃先生也表示，台灣公投實際的政治決策性並不強，「透過公投進行設定議程，這遠比政治提案本身更為重要，」他指出：過去公投總安排與選舉同時舉行，這使得政客們把公投當作動員工具，「與瑞士公投總聚焦議題本身不同，」黃教授說。如今情況有所改變：2019年的一項法律禁止選舉與投票同時進行。儘管如此這項傳統仍影響深遠。
事實上瑞士的公投也具備議程設定的功能。雖然大多數的公民動議都以失敗告終，但它們將議題推上政治舞台，從而施加了壓力。公投可以用來阻止決策的實施，讓政黨提出相應的政策，也可以讓他們藉機宣傳自己的理念。不過與瑞士不同，台灣的民主相對年輕，直接民主的實踐尚未形成長期傳統。
瑞士的直接民主與能源政策
台灣公投議題剛一公佈，瑞士的核能倡議者便開始遊說。在福島核事故後瑞士聯邦委員會(瑞士政府)原則上決定淘汰核能，並自2017年起禁止新建核電廠。但不久前瑞士政府試圖為該禁令解禁，以擺脫向可更新能源轉型時可能要面對的瓶頸問題。
7月初瑞士自然科學院(簡稱：SCNAT)的報告顯示，這並非一蹴可幾的方案：由於必要的政治程序，新的核電廠很難在2050年前投入使用。
在向再生能源轉型時，瑞士的直接民主「與其說是加速器，不如說是障礙。」參與自然科學院上述報告撰寫的政治學家Stadelmann-Steffen表示。例如在新建核電站的問題上就是如此。雖然民眾通過了旨在解除新建核電站禁令的動議(Blackout Stoppen)，但直到實際建成新的核電站，瑞士公民還需要作出一項又一項的重要決定，而目前僅邁出了第一步。
在Stadelmann-Steffen看來，聯邦委員會曾就解除新建核電站禁令的動議提出了「反建議」，這一舉動意味著政治風向已發生轉變。但到目前為止這「並未讓公眾認可核電」，始終有「大約一半的瑞士人支持核能，一半反對」。
Stadelmann-Steffen認為，瑞士人對核能的看法與信任有關：「人們是否願意承擔核反應爐事故的小風險，以及後續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傷害，還是這種風險過大？社會又能否妥善處理核廢料？」
在台灣這類信任問題又與地緣政治交織在一起：能源進口能否確保？在民進黨罷免投票失敗後，反對派這次的直接民主反擊或將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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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Balz Rigendinger，編譯自德語：宋婷/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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