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朗斯-蒙塔納悲劇將瑞士推至其體制的極限

克朗斯-蒙塔納火災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瓦萊州。人們在事故現場周圍擺放了印有瑞士、羅馬尼亞、義大利、葡萄牙、比利時、法國和土耳其等國國旗的銘牌，並獻上鮮花和蠟燭，以悼念火災死難者。 Keystone / Cyril Zingaro

發生在克朗斯-蒙塔納(Crans-Montana)的致命火災，在國內外引發了廣泛的質疑與批評：在被視作「規則之國」的瑞士，怎麼會發生這樣一場悲劇？本文對此進行分析，並嘗試給予一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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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朗斯-蒙塔納「星座酒吧」(Le Constellation)火災發生數日後，一個判決已愈發清晰：這場悲劇本可以避免。現有安全規範哪怕只是得到落實，那麼火災造成的後果-40人遇難(其中20人未成年)，另有116人受傷-很可能會輕很多，這起事故甚至可能根本都不會發生。

這一點並未被國際社會忽視。在瑞士的幾個鄰國，悲痛之情依然強烈，但不解乃至憤怒也開始浮現。義大利媒體寫道：「或許是時候讓這個自詡完美的國家低下頭來，不是出於羞愧，而是為了直面現實。」

如今，人們要求小小的瑞士證明自己有這個能力，來應對一場動搖其傳統運作方式、甚至可能超出其承受範圍的重大事件。

村落級運作，國家級責任

悲劇發生後，克朗斯-蒙塔納鎮政府最初的反應更像是一座村莊。的確，這個城鎮的常住人口不足1.1萬，但到了冬季，其人口規模可多達4萬。此時，這個村莊儼然是一座國際城市。隨著規模的膨脹，責任也隨之不可避免地增加：克朗斯-蒙塔納既小，又大。

這幾乎成了瑞士的縮影-地理上的小國，經濟上的巨人。當局勢變得複雜時，它往往選擇低調行事；而在必要之時，又會重新挺身而出。如今全世界都在注視著，瑞士會如何應對其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之一：它是會躲進聯邦體制的曲折縫隙之中？還是會展現格局，提供透明的資訊、實際的支援以及相應的賠償？

國家形象受損的風險不容小覷。聯邦委員伊麗莎白·鮑姆-施奈德(Elisabeth Baume-Schneider)在探訪瓦萊州醫院時也明確指出：「克朗斯-蒙塔納這場悲劇的影響將遠遠超出瓦萊州，涉及整個瑞士，甚至抵達國際。」

悲痛與震驚

悲劇發生後的最初幾天，一層沉重的悲傷籠罩著整個國家。之後瑞士國內才逐漸出現另一種情緒-震驚，而在國外，這種情緒從一開始就佔據主導。人們為之駭然、愕然，因為在這個本應受到嚴格監管的瑞士木屋世界裡，竟然存在著這樣一個致命的陷阱。

悲痛與震驚，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悲痛是安靜而沉重的，它促使人們在哀悼中尋找安慰與彼此靠近-這正是瑞士最初的反應。

而震驚則是喧嘩而急切的，它要求清晰的解釋，並呼喚責任的釐清。這正是國際社會的反應，也是來自多個國家的罹難者家屬所期待的。

義大利已透過其駐瑞士大使詹·洛倫佐·科爾納多(Gian Lorenzo Cornado)明確表示，將密切關注調查進展；法國也已啟動一項「鏡像調查」。兩國均清楚表明將持續跟進案件，直到真相大白，正義得到伸張。

地方政府承受巨大壓力

這種不信任並非毫無緣由。悲劇發生一週後，克朗斯-蒙塔納區政府舉行的記者會不僅未能平息質疑和澄清事實，反而加劇了不滿情緒。發表會上給出的解釋缺乏說服力，一系列明顯違規問題也浮出水面。

在遭到嚴厲批評後，克朗斯-蒙塔納鎮主席尼古拉·費羅(Nicolas Féraud)承認，發生火災的那家酒吧多年未曾接受檢查。當一名義大利記者詢問鎮上是否願意道歉時，他回應：「我們已經多次表達了我們的悲痛。」他用悲痛來掩蓋震驚。

隨著民眾對調查過程的不安情緒加劇，瓦萊州總檢察長貝阿特麗絲·皮盧(Béatrice Pilloud)也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有人批評她將罹難者家屬的律師排除在訊問程序之外。對此她解釋稱：「採取這一限制措施，是為了防止調查內容洩露給媒體。」

「令人震驚！」多名遇難者家屬的代理律師羅曼·喬丹(Romain Jordan)回應道：「對遇難者應有的尊重也必須體現在司法程序中，至少應給予他們法律所規定的參與空間。」

彼此寬容，互不干涉

「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自己來解決問題」：這是瑞士給予瓦萊州的一種態度。這個州常常表現得像一個「自由的阿爾卑斯共和國」，出自聯邦友善的「西部荒野」。

儘管瓦萊州在過去幾十年裡經歷了迅速的現代化轉型-從生物技術、能源到數位健康，該州已形成了多個專業能力中心，但其近年來同樣伴隨著一連串醜聞：葡萄酒造假、非法捕獵、環境破壞以及重大的金融失敗。就在本週，瑞士資訊swissinfo.ch獲悉，在瓦萊州的部分飯店裡，數十年來一直未曾進行過消防檢查。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與瓦萊州的文化和地理條件有關。在這個仍深受天主教傳統影響的州，人們最終要在上帝面前交賬，也要允許鄰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雙語環境和多條山谷並存的地理格局，同樣助長了這種「互不干涉」的氛圍：要安穩生活，就必須讓他人也能安穩生活。

聯邦制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邏輯。聯邦政府制定總體框架，各州負責執行。但與其他州不同，瓦萊州將安全事務下放給各個市鎮，而市鎮中實施的是民兵制度-根據這一典型的瑞士原則，公共事務並不一定由職業人員負責，而是由普通公民在本職工作之外以志願方式履行。

這制度在全球範圍內都屬例外，而瑞士自己也往往以此為傲，但它的運作前提是信任及個人責任感。

>>聯邦制也體現在各州立法的差異上，尤其是在未成年人進入酒吧的問題上：

瑞士例外模式的邊界？

「在風平浪靜之時，我們的體制運作良好：聯邦制、民兵制、貼近基層，」《一瞥報》(Blick)分析道：「可是一旦發生危機，其弱點便暴露無遺：當職責被分散，反而沒有人感到對事件有責任。」

在克朗斯-蒙塔納鎮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人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人們總是談論瑞士的民兵制度，但管理一個城鎮的主席是否接受過足夠的培訓，能夠要求實施如此細緻而關鍵的安全檢查？」當事人回應稱，市鎮「懂得如何組織」知道該如何辦事的合適人手。

然而現實情況是，各種檢查在市鎮層面尤其困難：民兵制度不僅使得人員更替頻繁，而且往往由非專業人士主導。一名瓦萊州酒店業者直言：「在消防安全方面並不存在統一標準。有人上任後會認真對待檢查；但四年後換屆，一切又變了。」

資源不足的問題同樣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公開表態中顯露出矛盾之處：一方面否認市鎮「應接不暇」，另一方面，克朗斯-蒙塔納鎮主席又強調，負責消防檢查的五人團隊工作量「極其龐大」，節奏「異常緊張」。

在由志工組成的瓦萊州消防系統內部，人們也開始公開談論人手不足的問題。消防人員坦言，如果火災發生在一個普通夜晚而非除夕夜(除夕夜全體人員會按規定在消防站待命)，那麼後果可能還會更嚴重。

高效且團結的緊急應對

最初的救援工作由非職業人員承擔，這令國外的不少聲音對此表示驚訝，並由此推斷難免存在業餘化，或至少缺乏應對緊急狀況的準備。

然而在第一時間參與救援的人員卻做出截然不同的評價。救援行動的效率、團結精神以及公民投入度，反而得到了廣泛的肯定，尤其是瓦萊州安全、機構與體育事務主管斯特凡·甘策(Stéphane Ganzer)的認可。悲劇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在接受地方電台採訪時表示：「這正是我們制度的魅力所在：我們讓職業人員與民兵並肩協作，而這種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一名日內瓦醫院麻醉科醫生恰巧在火災當晚身處克朗斯-蒙塔納，他在接受瑞士法語區電視台RTS採訪時強調：「整個救援鏈堪稱典範。我個人並未注意到任何明顯的失靈，反而看到了大量的互助與支持。」

因此，在最初的緊急處置階段，瑞士展現出的仍是其一貫的形象：組織有序、值得信賴、充滿團結精神。

結構性團結的缺陷

然而這種在個人層面上無可爭議的團結精神，如今也顯露出其結構性的缺陷。在瑞士，團結有明確的層級結構：大的支持小的。若個人無力承受損失，市鎮會出面；若市鎮力有不逮，州政府會接手；而當州也走到極限時，聯邦政府便會介入。這項機制先前已在布拉滕(Blatten)山體滑坡事件中得到體現。

州級保險制度同樣建立在這種團結原則之上：全員繳費，全員參與預防。一旦災難發生，集體的力量就會顯現。然而，瓦萊州卻是少數既沒有州級建築保險，也未強制投保的州之一。在布拉滕事件中，就有部分業主並未投保。

瓦萊州的左翼多年來一直試圖改變這一現狀，主張設立州級建築保險機構，使其具備執行安全規範所需的全部工具：財政資源、獨立性、切實公共利益導向，以及在火災預防方面的專業能力。但在每一次嘗試中，州議會都斷然否決了這個方案。

瓦萊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聯邦財政均衡機制(2026年將獲得8.26億瑞郎的轉移支付)，同時也得到由經濟實力更強的州出資、用於防範自然災害的相關援助。鮮有其他州像瓦萊州這樣暴露在如此多的自然風險之中。因此，當瓦萊州給人忽視最基本公共安全規範的印象時，蘇黎世或巴塞爾的不滿情緒就不難理解。

不過在這個週五，無論是克朗斯-蒙塔納鎮，或是瓦萊州政府，都不會獨自哀悼那些罹難者。整個瑞士作為一個國家，將共同悼念這場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悲劇之一。

(編輯：Samuel Jaberg，譯自法文：小雷/dh，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