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会威胁瑞士这样的民主国家吗？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身边存在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当兴致勃勃地去乘高铁、坐飞机，甚至买房时，才会突然发觉自己的信用值好像“不够用”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甚至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担忧，人们担心自己的周围也会出现类似系统。目前一个瑞士团队正在研究民主国家该如何防范社会评分系统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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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个人都向往更加文明的社会生活：车好好停、绿化带无人破坏、人人都能守信，但如果用“社会信用体系”去矫正这些行为，又难免会带来对个人权利的损害，西方不少学者甚至担心会因此伤害到民主。
一个社会，对规范停车和生活健康的人予以奖励，这样的措施令某些人欢欣鼓舞，却也让许多人深感忧虑。因为即使是一个只奖励不惩罚的积分系统，也可能将积分少的人推向社会边缘。
中国的试点项目和反乌托邦影片挑起了许多人对此敏感的神经：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人担心这是国家的一种“助推”(Nudging)行为，另一些人则开始大谈社会评分、奖励和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的标准，不应该，也并不是我们西欧社会所要的，”Johan Rochel表示。Rochel是为瑞士技术影响评估基金会(TA-Swiss)研究该主题的团队成员之一，该研究的结果将于2026年公布。
未来德国：与直接民主相结合的奖励系统
早在2020年，受德国科技部委托出具的未来研究报告(德)外部链接就构想出一个情景：在2030年代，德国将落地一套“奖励系统”。
研究认为：这套奖励系统可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质量，因为“各类数据将优化民生保障系统”。积分系统会成为“预测和导向的工具，协助优化经济发展并实现政策目标”。
不过该项未来研究也指出，在德国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社会评分必须与直接民主工具相结合。有点像瑞士模式。
在这一情景下，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流动民主”将成为系统的“游戏规则”。
生活在德国的人将借助数字助手，不断修正究竟哪些行为值得褒奖：文明的？生活方式环保的？戒酒的？所有人都要参与到系统的规范与奖励中。
该项未来研究共为2030年规划了6种情景，且指出其中的“奖励机制”存在弊端：会引发“新的冲突”。积分一旦减少就可能因难以摆脱困境，而成为“长期摆烂者”。
欧盟禁用：人工智能的社会评分
虽然这项研究在2020年时就已发布，但其描绘的场景却越来越难以成为现实：2024年欧盟禁止将人工智能算法用于社会评分。瑞士目前尚未出台相似立法。
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家Adam Knight对欧盟禁令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在明确表示社会评分系统与欧洲的价值观绝不相容。在欧盟看来，社会评分危及个人隐私、社会平等以及程序的正当性，因为它将人简化为算法生成的画像。Knight解释说：人们不仅要警惕监控，还要防范 “算法歧视”。
中国拥有超50部与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律
目前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已在全国建立起来，“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地方性的试验、或博眼球的试点项目，那么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已悄然发展为有法律标准的、可行政推行的体系，”Knight指出。如今中国已开通信用中国外部链接网站，公布了失信的“黑名单”。
2003年中国启动了以“奖励守信、惩罚失信”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4年中国国务院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计划在2020年之前建成“社会信用体系”，对14亿公民的信誉度进行记录。这是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社会信用建设的开端。
据汉学家Knight介绍，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有关部门集中精力将信用机制纳入国家法规，目前已有超50部法律包含社会信用的相关条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就“征信修复”问题进行了补充。
虽然黑名单仍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但最新改革提供了“信用修复”的可能性，并侧重奖励和矫正。其试点项目(如记录酒精消费和锻炼等)已“悄然停止”-重点不再是“道德约束”，而在于经济层面。
如今中国已不再实施单一评分，而是形成了“强制执行系统”。由违规数据构建起了一个更广阔的“红旗之网”，阻碍失信人获得贷款、签订合同、找工作或享受公共服务。“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数据驱动的治理工具，用透明信息来实施管控：一旦违规，你就会留下痕迹，”Knight解释道。
那么瑞士的债务登记系统呢？
Knight认为，欧盟其实早有“算法画像”，那么其禁令就引发另一问题：如何处理现有系统？这类“奖励诚信、惩罚冒险的逻辑”存在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系统之中。
Knight举例说，在AirBnB、优步、Yelp和信用机构(Kreditbüros)的平台上，评价和评分就很重要。在政府机构也是，“例如瑞士的债务登记系统，就会将未支付罚款和账单的个人公之于众”。如果在该系统“榜上有名”，那么欠债人将无法租房“甚至”求职，这与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黑名单极为相似。
在这位汉学家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与中国雷同，而在于“世界范围内数据与行为画像是如何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服务的获取，又有哪些安全预防措施能够保护个人权利”。这也是各国学者对中国社会信用系统态度不一的原因之一，虽然“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并非敏感话题，且大多数人持积极态度，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府的变相控制。
中国提出的社会信用体系与许多发达国家的信用评分系统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通常仅有用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而没有类似的“社会信用”。
中国的“社会信用”数据主要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在监管和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旨在“规范公共行为”，与习近平政府的大规模监控系统紧密相连，并采用了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摘自《维基百科》原文标示有资料来源
如何识别社会评分？
瑞士学者Johan Rochel表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识别、定义社会评分”。TA瑞士研究项目(TA-Swiss-Forschungsprojekt)正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应如何定义“社会评分”(Social Scoring)，又该如何识别它？
Rochel提到：“在欧盟的人工智能指南中，社会评分是禁用的，但目前尚未出台明确定义，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这位法律与哲学学者认为，今后的法律案例将会廓清欧盟禁令的剑之所指。
他认为今后的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可能会“毫不自知地使用社会评分或其他系统”。Rochel担心由于缺乏公共讨论，社会评分系统会以“试点项目的面目”悄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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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类似问题相当棘手。他举了数年前一个软件的例子，在瑞士很出名：凭借这款软件教师可以举报学生“有恐怖主义倾向”(德)外部链接，如今该网站已下线(德)外部链接。
在交通、环境和健康领域的风险
Rochel指出，除公共安全外，在交通、环境和健康领域也存在高风险。德国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竞选期间曾提出一项医保减免方案(德)外部链接：凡自愿提供健康数据用于分析的人，医保费用可减免10%。Rochel认为，这类提议乍听无害-尤其是在“自愿”的“掩护”下。但与概念清晰的“强制”或“禁止”不同，“自愿”的性质比较模糊，当不参与的社会成本或经济代价过高，自愿就会演变为“变相的义务”。这就像加班文化或中国的隔代抚养，虽然法律并未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照顾孙辈的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已变为变相的义务。
然而默茨的提议在2025年初引发了广泛回应与批评，令Rochel欣慰的是，瑞士议会也就此展开了讨论。他认为公众的关注是“一种保护机制”，可以防止社会评分系统悄然潜入。
瑞士人民党(SVP)国民院议员Thomas Burgherr在2020年就此提出质询，询问联邦委员会如何看待“行为驱动和行为经济学的其他心理‘小’技巧”(德)外部链接，以及如何将这些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相匹配。从联邦委员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政府将用“助推”(Nudges)替代禁止，并认为“行为经济学的认知与方法(…)可作用于个别领域”。
然而现如今德国2020年研究未来的作者们却对民主机制的效果持更加怀疑的态度。该研究作者Michael Astor在回应询问时表示，之所以将奖励系统与直接民主相结合，就是为了：保护该系统免受滥用，减少社会分裂，并使奖励系统不断适应“变化的社会需求”。
但现在Astor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鉴于许多民主国家都在向右翼偏移，人们对于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借由某些系统实现的、动机不一的社会控制愈发怀疑”。他们原本期望的“正面的、因高参与度而产生的制约效果”正变得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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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vid Eugster，编译自德文：宋婷/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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