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另一条暗线：极右翼与未被书写的历史
战后欧洲的极右翼并未消失，而是悄然跨国联动，影响至今。然而，历史学界长期忽视这一现象，留下巨大空白。如今，欧洲右翼势力再度崛起，这段历史空白值得重新审视。
冈萨古·德·雷诺德(Gonzague de Reynold)是一位瑞士作家、历史学家和保守的天主教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曾尝试说服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将法西斯主义向天主教靠拢。
生于1880年6月15日－卒于1970年4月9日，是瑞士作家、历史学家、保守的天主教政治活动家，也是右翼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出生于瑞士弗里堡州克雷西耶(Cressier)，家族属于当地小贵族，生活富裕。
曾在圣米歇尔学院(Collège Saint-Michel)、巴黎索邦大学以及巴黎天主教学院学习哲学和文学。
1910年起在日内瓦大学任教，后在伯尔尼大学(1915-1931)教授法国文学，1932年起在弗里堡大学教授文明史。
1955年获瑞士文学界最高荣誉“席勒奖”（Schiller Prize）。
1970年在弗里堡去世，享年89岁。
作为一名右翼天主教徒，德·雷诺德对民主持批判态度，认为如果脱离宗教，民主只会变得惨无人道；他个人非常崇拜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Salazar)，并希望欧洲效仿葡萄牙的政治模式。
介于民主和反民主之间
20世纪30年代，德·雷诺对瑞士的“精神国防”运动(指的是瑞士在战前和战时通过文化、教育和思想来维护国家认同和抵御极端主义的策略)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机构中任职，并为瑞士政府成员提供咨询。
如今，德·雷诺德似乎已经被大多瑞士人所忘记。但有些人还记得他，比如右翼保守派；瑞士法语区的右翼极端主义“斗争俱乐部”的人还常常引用他的言论；而法国的一些博客也经常会提起这位瑞士的”反革命分子”。
用历史学家达米尔·斯肯德罗维奇(Damir Skenderovic)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雷诺德一直充当着”各政治派别之间桥梁”的角色，直到1970年去世，他一直是个公众人物。
斯肯德罗维奇认为德·雷诺德的形象颇为复杂。二战结束后，在瑞士仍有人能在不损失名誉的情况下，游走于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这在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都几乎是做不到的，而德·雷诺德就是一个这样的代表人物。
被忽视的右翼历史
30年来斯肯德罗维奇一直在研究反动和极端右翼历史-起初他只是少数做这项工作的人之一。斯肯德罗维奇说：”历史学家对1945年后的右翼极端主义关注甚少，而这不仅仅是在瑞士。德国的历史学家也是直到2018年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德国历史学家日”这一天通过了一项决议，抵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该决议针对的对象是德国选择党(AfD)。“他们自问，当代历史被记录在哪里？难道我们睡着了吗？”斯肯德罗维奇认为，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忽略。
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针对激进和极右翼的研究早已存在。
右翼运动的欧洲归属感
民族主义者是如何成功建立国际联系的？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激进右翼政客正在刻意卖弄他们的跨国友谊，而在欧洲议会中，右翼阵营早已不止一个派系。意大利政治学者曼努埃拉·卡亚尼(Manuela Caiani)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必须注意，今天的右翼活动人士和运动被积极地认同为欧洲人的运动。”按照她的说法，西欧的极右翼政党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尝试相互配合行动，而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成活跃。
在这篇学术文章的开头引用了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为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助选时的一句话：“你们的胜利可以为整个欧洲带来动力。”
历史学家需要补课。斯坎德罗维奇说：”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把1945年作为一个转折点，而将兴趣点放在了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历史尚未被研究。例如，老一代右翼极端分子是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年轻一代的。”
斯肯德罗维奇与冈萨古·德·雷诺德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与德雷诺德一样，也是弗里堡大学的教授。今年秋天，斯肯德罗维奇在这所大学主办了一场关于”跨国极右行为”的当代史会议。在会上，来自欧洲各地的历史学家对比了各自的工作，找到了他们正在研究的1945年后右翼活动状况之间的相互联系。
中立国对右翼极端主义的影响
像瑞士或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历史学家瓦莱丽·杜布斯拉夫(Valérie Dubslaff )在演讲中说，战后在这些国家，更容易继续“参与纳粹活动”。第一个例子是1951年在马尔默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最终促成了“欧洲社会运动”（ESB)的成立，这是一个“新民族主义的国际组织”。
瑞士人加斯东-阿尔芒·阿莫德鲁兹(Gaston-Armand Amaudruz)也参与了这个运动，他一直用”大陆信使”(Courrier du continent)的头衔面向全欧洲发表讲话。
这个极右的“国际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它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今天欧盟的前身)成立之前，这些极右翼分子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议会大会’”。他们强调泛欧洲的反共立场，并提出将欧洲构建为一个联盟，作为北约的替代方案。
阿莫德鲁兹等人很快从欧洲社会运动组织中分裂出来，建立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团体。该联盟很快失去了意义。但成员之间的国际联络仍然引人注目。例如，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接待了欧洲社会运动组织的活动家、德国纳粹分子卡尔-海因茨·普里斯特(Karl-Heinz Priester)。
大屠杀否认者
瑞士还为像阿莫德鲁兹这样否认大屠杀的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在1995年反种族主义刑法出台之前，瑞士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因此，否认纳粹大规模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相关书籍经常通过瑞士发行。阿莫德鲁兹还在国际上散发他的宣传册。
20世纪50年代-90年代，活跃在欧洲的大屠杀否认者推出的杂志通常只能传到几百-几千人手中。因此他们的跨国联络影响并不大。
然而，斯坎德罗维奇坚信，这些人就是1945年后传播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右意识形态的主力军。
另一股力量是流亡和侨民组织，比如曼努埃尔·米拉诺(Manuel Miraneau)在弗赖堡会议上提及的罗马尼亚企业家约西夫·德拉甘(Iosif Drăgan)，他在二战后流亡意大利，并在那里致富。
斯肯德罗维奇认为，散居国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右翼极端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方向。
反女权主义是国际右翼极端分子的统一话题
斯肯德罗维奇注意到，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最近开始研究1945年后的右翼极端主义。长期以来，研究右翼极端主义的主要是男性，”这也在研究中带来了一定的偏见”。如今，许多女性正在研究国际右翼运动中反女权主义和反堕胎的跨国连续性。而斯肯德罗维奇认为，这些话题对于激进和极端右翼的国际联盟产生的重要作用，现在才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民族主义者在国际合作中存在许多分歧，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除了对女性的父权式主义观念之外，反对非欧洲移民以及由此强化自身身份认同是连结他们的纽带。斯肯德罗维奇说：“极右翼和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能跨越国界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成功创造了欧洲作为‘文化西方’这一概念-而不是像阿莫德鲁兹那样，公开宣传种族主义主张。”至于这种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尚需进一步研究。
欧洲一体化中的右翼极端主义思想
欧洲一体化中是否也渗透了某些极右翼思想？斯肯德罗维奇说：“这些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过去十年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欧洲一体化推动者中，依然带有殖民主义思想。他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统一的欧洲可以再次加强其在非洲的殖民势力。”
弗赖堡的右翼天主教徒德·雷诺德早就具有跨国眼光，并在瑞士倡导“祖国欧洲”理念。他的理想是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正如历史学家阿拉姆·马蒂奥利(Aram Mattioli)传记上所述的一样。
而现在已是2025年，一些右翼人士仍然在考虑组成帝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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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vid Eugst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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