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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其实并不特殊

(Ex-press)

胡戈・罗彻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瑞士作家之一,他表示,瑞士如死守原有的联邦制,可能会造成发展的瓶颈。他倡导一种新的、甚至超越瑞士国界的联邦制。

在瑞士全国联邦制研讨会上,swissinfo采访了这位78岁高龄的瑞士作家,听他畅谈了对瑞士政治、社会及其关系的分析。

与Max Frisch和Friedrich Dürrenmatt一样,胡戈・罗彻尔(Hugo Loetscher)对瑞士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与Dürrenmatt不同,胡戈从未把瑞士形容成一个“监狱”。

swissinfo:您做过很多旅行,但从没抱怨过瑞士太小。是不是远距离地看瑞士,就觉得瑞士比较大了?

H.L.:我想,如果人了解了国外的话,就会和自己的祖国产生一种新的关系。他会具有双重的视点:一方面,他会更有批判性;另一方面,他会发现以前从未见过的“特点”。

与此同时,他会察觉,很多被认为是典型的瑞士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只发生在瑞士,它只不过是一般的变体。

比如在开罗,我曾在讲座中谈到瑞士的语言现状,标准德语和瑞士口语的关系。一位埃及的作者对我说,他们在埃及也有完全一样的问题,他们以标准阿拉伯语作为书写语言,却说埃及方言。

在国外,人并不会遗忘瑞士的问题,却可以为老问题找到一种新的联系。在这种新的联系中,祖国的“病痛”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

swissinfo:可以想象,瑞士这么小的国家,应该用中央制进行治理。为什么瑞士会以如此强大的联邦制联系在一起呢?

H.L.:这首先基于历史原因。瑞士是由一个个的自治政府组织起来,形成国家联盟,然后形成联邦国家的。但将不同的语言文化联合在一起,还是比较近代的事。当初在Rütli组成老三州时,并无人说列托罗曼语;说法语的人也并未包括其中。只有用联邦的形式,才能将文化的多样性完整地保留下来。

很多制度,当初曾是联邦制的基石,现在则已过时。比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有20多种教育体制,如今自然不再适用。仅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过多的教育制度就已成问题。

这些都可能制约瑞士的发展,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联邦制,一种在欧洲范围内的联邦制,甚至可能是超越欧洲的联邦制。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国家中做出一些让步,而不应该到了最后一步还死守着“联邦制”不放。

swissinfo:瑞士和欧洲关系密切,却只和欧盟签署了双边协议,与以前一样,没有成为欧盟一员。这会妨碍瑞士的发展么?

H.L.:对我和我这代人来说,欧洲整体化已经不是新话题。对我们来说,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绝对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我个人认为,瑞士应该加入欧盟;如果一直游离于欧盟之外,是不幸的。对瑞士人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欧洲人了。瑞士的整个文化已经超越了国家,从日内瓦到法国、从贝林佐纳到米兰,抑或从苏黎世到柏林。

对我来说,破除中央-边缘分界的旧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以前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很远,但就在不久前,欧洲新的轮值主席在那里就任了。

这是要在头脑中形成全球化思维的重要转念过程-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

面对文化的碰撞,比如说与伊斯兰教,关心、了解其他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懂得: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也是在重组自己的形象。

在基督教城市苏黎世,曾有一个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曾禁止天主教建尖顶和敲钟。但这之后,基督教教堂甚至为天主教徒敲响了钟声。

或许这也可以解决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问题。在瑞士,人们允许建清真寺却不允许召集伊斯兰作礼拜-或许以后也会有大教堂的牧师来负责这个工作呢。(笑)

swissinfo:瑞士在欧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H.L.:有人说,瑞士可以用它的联邦历史,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对此我有一个极端点儿的问题:如果格劳宾登人是黑人,而提契诺州人信奉伊斯兰教,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瑞士还能这么容易地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么?

瑞士联邦的建立,是因为先天的前提条件比较好。初建时,各邦的人群基本相似。目前我们已经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出身和信仰来到了瑞士。在瑞士,现在有更多的人说阿尔巴尼亚语或葡萄牙语,而不是列托罗曼语。

我对欧洲的设想是:一个国家应该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保持该国的特色。

问题是如何在“自我”和“更新”中找到平衡。在这点上,瑞士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

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游荡着瑞士的“农民意识”。我们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但在我们的人格中,海蒂和高山还占据着一席之地。而只有在时装街上,瑞士才把高山“藏在心里”。

swissinfo:瑞士认为自己很特殊,您觉得呢?

H.L.:所有的国家都很特殊。瑞士人这么认为,有它的历史原因:在二战中,我们很幸运,可以“特殊”。我们位于战争的中心,却能保持中立。

而除此之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到,瑞士很特殊。这位典型的瑞士人有这种感觉:我们是被(这世界)选中的。

此后当我们察觉到,我们并不是最好的的时候;突然又意味着,我们成了最差的。这倒是一种“特殊情况”。

真正具有颠覆性及挑衅性的话是这句:我们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属于平均水平。对很多瑞士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堪忍受的:我们竟然和其他人一样!

swissinfo-Interview:Corinne Buchser,Susanne Schanda

胡戈・罗彻尔(Hugo Lötscher)

胡戈・罗彻尔(Hugo Lötscher),1929年12月22日生于苏黎世,是当今最著名的瑞士作家之一。

曾在苏黎世和法国巴黎学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史学和文学。并于1958年至1962年任杂志《du》的文学编辑。并曾任早期《Weltwoche》的副刊编辑和主编(1964年-1969年)。

从1965年起,他开始规律性地访问欧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自1969年起成为自由作家、时事评论员。并在瑞士、美国、德国慕尼黑和葡萄牙波图的大学内任客座教授。

曾获多项文学大奖。1992年获得瑞士席勒基金会席勒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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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精选(德文原版)

《Abwässer》,1963

《Die Kranzflechterin》,1964

《Der Immune》,1975

《Herbst in der Grossen Orange》,1982

《Der Waschküchenschlüssel und andere Helvetica》,1983

《Die Augen des Mandarin》,1999

《Es war einmal die Wel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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