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博士头衔的”民工”

拥有高素质的移民：龚广海(左)和彭仁旺 Karin Hofer - NZZ

30年前，在瑞士只生活着200名中国人，如今已增至1万名。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绝非偶然，这1万名中国人大多是学生和学者，这些精英正代表着走出中国的新一代移民。

侍者把菜端上来。酸菜鱼、用绍兴米酒腌过的猪肉丝。龚广海，33岁，点了他最爱吃的菜，“佳肴可以解乡愁”。他的乡愁寄往杭州，那个位于上海西南方、有着6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那里以龙井茶、高企的房价和西湖美景而著称。

我们经常在咖啡方糖的包装纸上读到中国的睿语，但这句一定对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为坐在西湖湖畔，看着轻烟笼罩、浓绿的小山，人们可以享受那一份宁静。

在不知疲倦的东方乐园，宁静是一份难得的财富。也难怪杭州人的幸福指数，属全中国第一。

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

然而8年前，龚广海来到瑞士。“苏黎世湖，Üetliberg山，在苏黎世开始的日子我从没觉得离家那么远，”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说。他很喜欢瑞士，也非常热爱滑雪。但他并不是为了兴趣才离开中国的，而是为了事业。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的硕士学位为他打开了全世界实验室的大门。他的母校就相当于中国的常春藤盟校。美国、欧盟，还是瑞士？龚有选择的权利，这并不是自大，他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得到一个读博的机会，其实并不困难”。世界都在渴求中国学生，也包括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好奇心和雄心壮志。

中国人在瑞士移民史中并不是主角。70年代，瑞士只有200名外国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大多数工作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中国曾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人民挨饿，经济匮乏。自90年代起经济腾飞后，才拉开了出国的序幕。

公司职员

如今在瑞士生活着1万名中国人。这个数字在近10年来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是学者，而不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零售商或商人，”Marylène Lieber说。这位社会学者在纳沙泰尔大学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工作。她热衷的课题就是瑞士的中国移民。“生活在瑞士的中国人是典型的中国新一代移民，”Lieber说：“他们不是便宜的劳工，而是海外国民”。

与之相适应，他们的融合也变得容易，至少是在职业生活中是这样。那些出国的中国人是公司职员。龚广海说：“在工作中，我是ABB的工程师，不是中国的工程师”。作为技术项目经理，他在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ABB中负责火车机头的电力驱动。至于西方对中国正在增长的恐惧感、对“黄祸”的隐约威胁感，他并没有感觉到。正相反，龚开玩笑地说：“ABB爱在中国赚钱”。

彭仁旺也有同样的经历。现年43岁的他在位于巴塞尔的苏黎世生物科技及生物工程实验室内任高级助理研究员。我们坐在他简朴的办公室中。斜面桌上摆着他孩子们的照片，墙上挂着《自然》杂志的海报。海报昭示着彭的研究对象：人类细胞。这位生物化学家属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他来自中国南部湖南的一个小城。在那里他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筛选，最终进入中国的一流研究所。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并在中国科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但是彭想要的更多。1997年，他出国了，在德国哥廷根的马普(Max-Planck)研究所研究生物物理化学。为什么去德国呢？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梦想着去美国吗？“研究范畴对我来说更重要，”彭解释说。

工作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团队进入了一个知识界的新领域：“那是我的多产期”。４年前，彭来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德国他的事业进展困难：“要在那里成为教授，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要到瑞士来呢？为什么又选择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彭说：“我希望将事业和家庭生活统一起来”，在苏黎世和巴塞尔就可以。“现在回国还为时尚早，”他说，要想在中国一流大学得到一个好职位，很难：“那里竞争激烈，而且在西方工作条件要好一些”。

重要支柱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有162万。这实在很少，与之相比较：仅2009年一年中国就有600万年轻的毕业生。

2/3的中国留学生都回到了中国。这些拥有海外经验学人的回归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支柱。中国有专门的程序用来招揽这些人才。就在瑞士，也有中国的经济代表团定期来这里招聘，而且很有收获。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瑞士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中转站，”彭说。回国对青年毕业生很有吸引力，而对已定居或有孩子的人来说，就要多想想了。龚觉得，只有得到很好的工作机会他才会回国。

瑞士的人才外流

但瑞士的外国人政策却为他的职业规划刻上了一道划痕。来自欧盟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外的人，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中国，必须每年延一次居留许可。“这就为我们计划将来，增添了难度”，龚说。他的目标很明确：“在5-10年内，成为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如果不能在这里实现，那么就在中国。瑞士面临着失去这些聪明头脑的危险。

龚广海和彭仁旺与祖国的联系依然很紧密，不仅仅是因为家人的关系。龚是苏黎世中国人协会(CUZ)主席，而彭则是近年创建的瑞士中国学人生命科学协会(CALSS)的负责人。两个组织都与中国的联系很紧。不过龚强调说：“我们没有得到大使馆的经济支持，”政治上是中立的。苏黎世中国人协会更是一个文化协会，它的1500名会员大多是学生，希望通过协会获得乐趣、交流和建议。

瑞士中国学人生命科学协会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更注重提供商业联系。负责人彭仁旺说：“在我们这里社会化是次要的。这里主要针对的是商务和研究”。协会会员是瑞士高校的学生、学者，或者在化工企业工作的人。理事会负责组织学术交流和演讲，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经济支持。此外，生命科学协会也将中国和瑞士联系得更紧密。颇有成效，多亏了彭的联系，苏黎世大学的医生才得以在上海研究一种罕见肾病的机会。

中国政府对海外的职业组织和文化团体的支持有它自己的一套，这是北京软实力攻势的一部分。“协会或俱乐部要建立与祖国的联系，”社会学者Marylène Lieber说。著名的例子就是孔子学院的创办。它在全球宣扬中国文化和推广普通话。它沿袭的是德国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模式。

中国是什么？

但北京的用意更深，中国希望赢得对“什么是中国”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主动权。之前掌握这一主动权的是台湾。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这个岛屿是一个背叛的省份。甚至本地(在瑞士)的中国人，这位社会学者Lieber写道，在50-60年代也要作出抉择：是站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一边，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一边？晚些时候对西方来说，英国殖民地香港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在瑞士，中国的形象受到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影响。他们中的5000人于7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到瑞士。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东南亚，因为战争(越南、柬埔寨、老挝)或政权更迭(印尼)。

两位来自柬埔寨的中国兄弟给瑞士带来了“甜酸鸡”。他们如今是双龙连锁餐厅的所有者。这些移民从未觉得自己是来自同一群体。“因此与在意大利和法国不同，这些到瑞士来的华人从未形成过一个‘中国劳务市场’”，社会学家Lieber说。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华人的移民网络、宗教组织或者中国城。

对龚广海、彭仁旺这些精英移民者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哪里都能找到工作。他们并不像那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老乡一样，有一些不出三代五服的叔叔、侄女们，要跟着他们一起出国。

语言是藩篱

但这样背井离乡的海外生活不孤单吗？彭仁旺陷入深思：“德语是一道藩篱。我其实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在家里他说中文，看中文卫星电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日常用语是英文。和瑞士人相处也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他们太安静了。我们中国人更开放-也更吵”。

毕业的留学生能否留在当地国家？

到目前为止，自瑞士大学毕业的外国留学生在移民政策上不享受任何优待。

所以“瑞士是否在赶走自己培养的高等人才”这一话题曾在瑞士引起热议。

那么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做的呢？

美国：
大部分美国留学生毕业后会申请一年的实习机会(Option　Practical　Training，简称OPT)，借此可以在美国停留一年，利用时间找工作。

德国：
2005年开始生效的德国新移民法增加了一条新规定：为了留住在德国留学的优秀人才，提高移民质量，德国政府允许德国大学的外国学生毕业后获得一年的“求职”签证。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留学，学成后获得永久居民资格的胜算很大。2010年澳洲移民政策有大的调整，但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澳洲学业的，将可申请为期18个月的临时技术毕业生签证，可帮助毕业生获得有价值的工作经验，并有机会获得澳洲的雇主或州/领地政府的担保而移民澳洲。

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籍大学生毕业之前，大部分会收到由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发放的PR邀请函(即申请获得永久居留的邀请函)，但2010年移民政策有所收紧。

(以上为不完全统计)

瑞士学生外国人比例，09/10学期：

学生总计126940人，外国人占26%。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共有学生15071人，外国人比例：33%。

圣加仑大学共有学生6724人，外国人比例：34.7%。

提契诺(意大利语区)大学共有学生2704人，外国人比例：64%。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共有学生7383人，外国人比例：46.1%。

弗里堡大学共有学生9617人，外国人比例：19.5%。

苏黎世大学共有学生25815人，外国人比例：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