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女性争取投票权问题上纳沙泰尔做出了贡献
瑞士第一位当选为州议会议员的女性居然姓Schweizer(德语，意为：瑞士人)-Raymonde Schweizer，这位来自工业城市拉绍德封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位活跃的工会会员和女权主义者，1960年她首次当选纳沙泰尔州议会议员，在那个瑞士女性甚至无权投票的年代，她无疑是一位引导潮流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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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主，瑞士堪称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但殊不知几十年来瑞士的民主却被男女平等问题拖了后腿，纳沙泰尔是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州，它在为女性争取投票权问题上做出了贡献，但这一切还要从苏黎世州的Altstetten小城说起，Emilie Kempin-Spyri住在这个小城；她是欧洲第一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1887年，这位女先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认为“Schweizer”(瑞士人)这个词不应该被定性为阳性名词(瑞士名词分阴、阳和中性)。这位年轻的法学博士希望获得律师资格。她在诉讼中的论据是，“所有瑞士人(Schweizer)”-无论女性(阴性)和男性(阳性)-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最高法院裁定，她的观点“太过新鲜和大胆”-并驳回了她的主张。
在瑞士，投票权问题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瑞士在推行男性普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涉及成人选举权问题时，瑞士却是一个后进生-而且落后得很多，而直接民主从中拖了后腿。
新西兰则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王国，新西兰很早就引进了一部完整的民主宪法。1893年，那里的男性和女性成为世界上最早获得投票和选举权的公民。
这个系列由多部分组成，Claude Longchamp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在许多所到之处，他都能讲出一段悠久的历史故事。
作为研究机构gfs.bern的创始人，他将瑞士的政治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今天，他是瑞士最有经验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他一直以“城市漫游者”的身份结合政治和历史知识，在伯尔尼及其他城市提供历史讲解，受到广泛欢迎。
在与Longchamp一起漫游了伯尔尼之后，一位记者曾这样写道：“Longchamp是民主的演绎者”。
Longchamp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博主：在Zoonpoliticon中，他主写有关政治的话题。作为“城市漫游者”，他让瑞士那些在民主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开口说话”。
世界大战后的抗议活动
同年，即1893年，瑞士左翼瑞士女工联盟首次在全瑞士范围内号召赋予女性投票和选举权；1904年，同样的要求被列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党纲；1918年的第一次全国大罢工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瑞士右翼资产阶级阶层却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固执地认为男女能力有别-所以最好各就其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特长，所以认为赋予女性投票权毫无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左翼和右翼的女性都纷纷表露出内心的愤懑，1928年，她们递交了一份要求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上带有破纪录多的25万个签名。1948年，当瑞士庆祝联邦宪法100周年并在贺词中使用了“兄弟之邦”的时候，这些女性则加上了“没有姐妹”的字眼以表达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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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世界关注
1957年瑞士政府发出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引进民防义务，并指出该项义务也同样面向女性。然而在决定是否引此项义务的问题上，却只有男性公民能够参与投票，这在瑞士国内引起公愤，甚至国际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在瓦莱州的Unterbäch市，尽管受到禁止，但市政还是另设了投票箱，以便女性也能参与投票。
瑞士议会中有关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投票和选举权提案也来自瓦莱州的基督民主党。1958年6月13日，继联邦院之后，国民院也赞同赋予女性投票权和选举权(联邦院和国民院是瑞士议会的两院)。如果没有直接民主制度，这本应是瑞士男女共同拥有这项政治权利的历史性纪念日。
但直接民主的形式-全民投票却令这一切付之东流：在1959年2月1日的全民投票中，参与投票的男性公民以67%的反对票，态度鲜明地否决了女性的投票权，各州中的绝大多数也持同样态度。在公投宣传活动中，“赞成”阵营就已瓦解，社会党坚持“赞同”的立场；自由民主党和基督人民党则不建议举行投票；而人民党则大力宣传“反对”的立场。
全瑞士26个州中只有3个州投票赞成女性投票权，分别是沃州、日内瓦和纳沙泰尔。但不管怎样，起码女性投票权事宜被提高到了州级层面，这同时也为Raymonde Schweizer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抗争铺平了道路。
后来的突破
针对女性投票权的第二次公投获得了成功，这一次所有大中型党派都持支持态度。1971年2月1日，这一天终于到来：大多数瑞士男性选民对赋予女性投票和选举权投了赞同票-66%的人赞成；包括大多数州-15.5个州(瑞士有6个半州)。
瑞士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和瑞士中部的一些州仍然持反对态度，但后来也相继更改了州内的相关政策，赋予女性投票和选举权。只有内阿彭策尔州是个例外，这个半州直到1991年才在联邦法院的迫使下接受了女性的该项政治权益。
在这次投票之前的1969年，出现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伯尔尼大游行”，5000多名女性参加了这次游行。她们呼吁，人权也是女性的权力，强烈反对联邦委员会虽然同意签署《欧洲人权公约》，却将政治权利归为例外的做法。
然而这样的呼声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了，1968年，青年和学生曾示威呼吁将青年女性从小资产阶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比如妻子就业不应该再经过丈夫的同意，一个新型的女性运动酝酿出来：要求女性的政治权益已经不再是目标，对于瑞士女性来说赋予女性政治权力在男女平等的框架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快速进步
瑞士女性最初出现在政治机构中的人数并不多，1971年，在200名国民院议员中有11名女性；而在联邦院议员中，45名为男性，只有一名女性。
然而这之后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2019年，国民院中当选的女性议员占了42%；而联邦院中的女性议员也占了26%。
在欧洲，1907年芬兰第一个引进了女性投票和选举权，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之后，许多国家都紧跟芬兰的脚步加快了民主化的步伐。
当瑞士在1971年引进女性投票和选举权时，除了葡萄牙(1974年)和列支敦士登(1984年)之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女性都已经拥有这项政治权益。
在梵蒂冈城国，至今依然由男性选民来决定教皇的任命。
根据最新资料，如今瑞士女性以在国民院议员中42%的占比在欧洲女性政治代表排名榜中排名第6，北欧国家瑞典、芬兰和挪威以及非宗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排在瑞士之前。
2021年，卢旺达、古巴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国家层面的议会中女性的占比最高，其中比率最高的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卢旺达，占61%。
在瑞士联邦委员会(瑞士政府，由7名成员组成)中，直到1984年才有了第一位女性。从2009年-2011年，女性联邦委员首次占了多数，这四位女性之一，当时的联邦委员多丽丝·洛伊特哈德(Doris Leuthard)在卸任时总结道，在这个组合中，从政需要勇气，例如，2011年，在福岛核灾难之后，瑞士政府决定逐步淘汰核能-据说当时做出这一决定时，曾是4张女性联邦委员的赞成票战胜了3张男性联邦委员的反对票。
然而，瑞士女性的政治地位能够有这样的起色，并非一蹴而就，1991年，出于对男女平等权益方面毫无进展的失望情绪，瑞士暴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女性大罢工；2019年女性再次发起罢工，呼吁关注女性在社会上承担的无偿护理工作。这两次罢工都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呼应，超过10万名女性和为数不少的男性加入了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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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好坏参半
随着女性得到投票和选举权，瑞士弥补了民主制度中的最大缺陷。瑞士的“半民主”形成于19世纪，一直在以蜗牛般的速度走向完善。2021年又是纳沙泰尔州，为瑞士民主带来了新动向：在那里，女性在州议会议员席位中的占比达到了58%，这是瑞士在州议会层面首次出现女性占多数的情况。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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