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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烏克蘭女性敘述她們融入瑞士的生活

瑞士大張旗鼓地接收了烏克蘭難民,但他們能否為社會所接納,瑞士人的熱情好客又能持續多久呢?
瑞士大張旗鼓地接收了烏克蘭難民,但他們能否為社會所接納,瑞士人的熱情好客又能持續多久呢? © Keystone / Michael Buholzer

進入瑞士的烏克蘭難民僅有20%找到了工作。他們找工作的困難在哪裡,都遭遇了什麼?我們約訪了三位剛到瑞士就接受過我們訪問的烏克蘭女性,請她們敘述各自的融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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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移民事務國務秘書處(SEM)的最新數據顯示,如今在瑞士登記在冊的烏克蘭人約有66’000名,其中近40’000名勞動適齡人口。雖然他們普遍受過良好教育,但其就業率僅20%,遠低於瑞士70%的平均值。

單憑這些數據,人們並不能了解烏克蘭難民求職的困難所在。他們都遭遇了什麼?遇到過何種困難?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再次拜訪了去年戰爭爆發後我們曾經採訪過的五名女性中的三名。

她為世界經濟論壇撰寫報告

雖然Larisa Verbitskaya全時工作,但有一半有薪水、一半是義工。即便她曾為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工作過,但瑞士的勞動市場也並未向她敞開懷抱。
雖然Larisa Verbitskaya全時工作,但有一半有薪水、一半是義工。即便她曾為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工作過,但瑞士的勞動市場也並未向她敞開懷抱。 © Larissa Verbitskaya

自從2022年3月Larisa Verbitskaya到瑞士後,她就沒停止過當義工。甚至在俄羅斯尚未入侵前,她就曾在頓巴斯幫助國內的難民。

現在一年半後,這位54歲的、來自哈爾科夫的烏克蘭人還在伯恩,她沒有喪失勇氣仍從事著自己最擅長的工作:專案管理。她曾在兩個已結束的計畫中擔任指導教師,幫助其他烏克蘭女性走向獨立。

她也曾和其他24位志工一起參與一個項目,向3,000 多名烏克蘭人分發了衣物和玩具等。

八月24日,在烏克蘭獨立日當天,她還發起了一個以融入為重點、名為「伯恩的烏克蘭之家」的項目,旨在為各組織提供活動空間,如雙語對話俱樂部、藝術課程及兒童閱讀團,以及向老年人提供精神援助的工作坊等。

Larisa Verbitskaya的行程排得滿滿的,每週工作40個小時,其中一半的工作是有薪水的、另一半則是義務的。

她剛到瑞士就曾以專家身分參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平等休息室」(Equality Lounge)的工作。第一年她就接受了撰寫性別差距報告的任務。今年她為論壇寫的報告則與烏克蘭移民的現況有關。

她所接受的任務多與移民問題有關。 Larisa Verbitskaya也正在為某基金會名為「為了烏克蘭的和諧發展」國際計畫工作,不過該計畫尚在籌備階段。

一個「相當封閉」的勞動市場

Larisa Verbitskaya透過義務勞動建構了廣泛的關係網。但「身為難民很難,因為沒人會選她。」她說。

「許多烏克蘭人到了瑞士都必須從零開始。」

她在求職的過程中感受遇到了這種困難重重、很傷腦筋。「我認為瑞士的勞工市場非常封閉。雇主傾向於選擇瑞士人和本地人」。

Larisa Verbitskaya並未掩飾其失望之情,她批評瑞士招工缺乏彈性,充斥著貿易保護主義。

「我認為瑞士的勞動市場只會對那些要當清潔工的難民敞開大門。我可以打掃,沒問題,我也可以照顧老人。但問題在於我還有其他方面的才幹,在其他領域我有經驗和能力。所以我對那些瑞士雇主說:請了解我的經驗。」

身處「錯誤國家」的女律師

Olga Zhuk有放射物理學和法學的雙學位,但在瑞士卻沒找到工作。
Olga Zhuk有放射物理學和法學的雙學位,但在瑞士卻沒找到工作。 © Olga Zhuk

47歲的Olga Zhuk同樣頗有學識,甚至有兩張學位證,一張放射物理學、一張法學。

蘇聯解體後她的第一個學位變得用處不大,但作為律師她找到了出路,曾在其故鄉哈爾科夫擔任多年的法律顧問。

但在瑞士的同一領域卻很難找到工作,她說:「因為瑞士和烏克蘭的法律體系相差甚遠。」所以她決定換個職業試試。

目前Olga Zhuk還在找工作,「挺難的」。 她很明確地不是隨便什麼工作都可以:「我可不想做清潔,因為我一直坐在辦公室電腦前工作。」

僅會英語遠遠不夠

所以她盡全力學習語言:「我已經面試過幾次了,但人們告訴我,沒有很好的德語-法語程度會很難。」她解釋說。

去年九月她同23歲的女兒和21歲的兒子在Ittigen租了一間寬敞的房子,同住的還有她的朋友-一位烏克蘭女士及其未成年的兒子。

「房子相當不錯,和我在哈爾科夫住的差不多。能這麼舒適地生活,我特別感恩。我們還買了些家具和家用產品。鄰居們也非常友善,雖然他們只說德語。英語在這兒用處不大。」她說著笑了。

有段時間Olga Zhuk曾想過是否要回烏克蘭,但那裡的局勢很不好。「電費奇高,此外戰爭還在繼續,很多人失業。」她解釋。

目前她不考慮回去,因為已適應了沒有砲火的生活,她說:「的一些烏克蘭朋友,他們在重返祖國後,又回到了當初曾避難的國家。」

現在Olga Zhuk正嘗試著經濟獨立,「不想再依賴社會救濟了,」她說,「如果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納稅。」

船用引擎的使用說明

Darya Kaysina為溫特圖爾的WinGD公司寫船用引擎的說明書,為此她要每天通勤三小時。
Darya Kaysina為溫特圖爾的WinGD公司寫船用引擎的說明書,為此她要每天通勤三小時。 swissinfo.ch

Darya Kaysina已不再領取社會救濟。 這位年輕的語言學家、翻譯在六月初找到了工作。

她於2018年拿到了哈爾科夫國立大學的日耳曼學博士學位,並在其母校晉升為副教授,擔任教職至2022年八月底。

在瑞士安家後她依然從事遠距教學,但情況卻變得越來越複雜。最後她決定不再續約。

同時她還在攻讀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技術傳播碩士,這是在戰前就已開始的,並於2023年一月成功畢業。

「多虧有這所大學的畢業證書我才找到一個職位。」她說。 如今Darya Kaysina作為技術傳播專家在溫特圖爾的天然氣&柴油S.L.公司(簡稱:WinGD)工作,它之前是工業巨頭蘇爾壽(Sulzer)的子公司。

「我負責即時更新船用引擎的技術資料,」她解釋說:「這是一家主要針對國外市場的公司。說實話瑞士也不大需要船用引擎。」她開玩笑說。

難以保障的法律地位

28歲的Darya Kaysina已有三個碩士學位,她也學過英語語言學並獲得了筆譯及口譯的畢業證書。

她的求職之路雖然辛苦但持續時間很短,僅三個月。

她也認為求職最大的障礙是當地方言,此外還要適應不同的職場文化。在瑞士人們發出求職信卻得不到回答是正常的事。「但許多人都會因為得不到回應而不安,因為他們不知道是行還是不行。所以要頑強一點、不停地去爭取,這點很重要」。

目前Darya Kaysina和她的媽媽租住在伯恩的一個居民區。

她終於不用去社會福利機構、而是得到了一份無限期的工作合同,這讓她更安心。而且她很幸運,雇主允許她定期遠距工作,因為從伯恩到溫特圖爾需要每天坐3個小時的火車通勤。

「我當然想搬到公司附近住,但還有些事要照料。」她說。對難民身分的人來說,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比較困難,特別當同住的家人還依賴社會救濟時。 尚受庇護的難民需要州內的許可才能換州。

雖然她很感激自己能夠得到庇護,但也有些不安:「目前的法律地位讓我心裡很不踏實。特別當我看到受庇護的時間那麼短,就感覺不太舒服」。

(譯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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