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大学曾是性别平等领域的领路人
19世纪后期，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女性来到瑞士求学。她们为瑞士和本国的医学、法律、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伯尔尼市中心，靠近铁轨和大学老旧教学楼的地方，有一条短街名叫“图玛尔金路”。它于2000年以俄罗斯哲学家安娜·图玛尔金(Anna Tumarkin, 1875-1951)的名字命名。安娜出生于杜布罗纳(现位于白俄罗斯境内，以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892年，17岁的安娜来到伯尔尼修读哲学。她的哥哥在瑞士首都修读数学，而她追随哥哥的脚步来到伯尔尼深造。她后来成为欧洲第一位有权督导和考评博士生的女教授，无疑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德语“Weg”一词的意思是“道路”，在这里不仅可以看作是一处地名，还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一位心高志远的女性为其他像她一样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图玛尔金是上世纪初第一批来瑞士学习深造的女性之一，其中许多人来自东欧和俄罗斯。
其他人也加入了她的行列，其中就包括同样来自前俄罗斯帝国的伊达·霍芙(Ida Hoff, 1880-1952)。霍芙修读医学并随后成为一名医生。她是伯尔尼最早购买汽车的人之一，她曾自己亲自开车，而当时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由专职司机驾驶汽车。
当霍芙在1911年开设自己的诊所时，伯尔尼共有132名全科医生，其中只有4名是女性。她和图玛尔金搬进了同一所房子。她们关系的性质被描述为“闺蜜友谊和一生的伙伴”。
学术界的其他女性先驱包括瑞士人埃米尔·肯宾-斯皮里(Emile Kempin-Spyri)，她是1887年第一位获得瑞士法律学位的女性，后来她在纽约创办了一所法律学校；另一位来自阿尔高州的瑞士人玛丽·海姆-沃格特林(Marie Heim-Vögtlin)是瑞士最早学习医学的女性之一。她随后与他人共同创办了瑞士第一家妇科医院。
瑞士与众不同
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扩大高校建设规模，但瑞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大学允许女学生与男学生并排而坐、同窗共读。
彼时在瑞士德语区已经有三所大学。最古老的巴塞尔大学成立于1460年；苏黎世大学成立于1833年，伯尔尼大学成立于1834年。瑞士的法语区也建立了强大的高校网络，日内瓦、洛桑、纳沙泰尔和弗里堡都不甘示弱，纷纷在19世纪开设了本地大学。
英国倾向于开办专门的男校或女校以凸显男女有别，如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 in Oxford)和剑桥大学吉尔顿学院(Girton College in Cambridge)，这些学院只招收女学生，而苏黎世大学早在1868年就开始招收女学生。伯尔尼和日内瓦在1872年也采取了同样的招生政策。瑞士大学很快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富裕家庭中有志向的女孩。她们来到瑞士修读数学、医学、科学、心理学或法律。
到1900年，几乎所有瑞士大学的女学生都是外国人，其中多达80%来自前俄罗斯帝国，包括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在推动女性的平等受教育权。他在俄罗斯文学和政治杂志《当代》(Vremya)上写道：“通过真诚地完全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赋予她们所有的权利，俄罗斯将再度领先整个欧洲，为人类复兴的伟大事业迈出巨大且独特的一步……”
1906年，全球四分之一的女大学毕业生来自瑞士。她们来到了一个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网络的国家，而瑞士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深造机会。
她们做出敢为人先的选择并不容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女性未经父亲或丈夫许可不得旅行。这导致了许多女性选择仓促或虚假的婚姻。她们还不得不面对社会的鄙夷，当时人们仍然期望女性结婚生子。
瑞士女性情况如何？
尽管外国女性将瑞士视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户，但瑞士大学中的瑞士本土女性却寥寥无几，这一点有些出人意料。研究员曼达·贝克(Manda Beck)在瑞士国家博物馆博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一些大学的招生政策相当宽松，但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瑞士女性眼前依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些大学虽然表面上捍卫性别平等，却只招收当地的年轻男性。入学条件之一是要上过高中，而女性往往上不了高中，因为瑞士的女子学校没有提供同等课程。为了绕开这些限制并顺利被大学录取，她们必须修读昂贵的私教课程并参加入学考试。
“玛丽·沃格特林在1868年成为首位进入医学院学习的瑞士女性。通过自主备考，这位心高志远的女性成功通过了入学考试。经父亲同意，她获得了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的权利。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瑞士女学生在大学讲堂上的存在感仍然很低。在1914年之前，她们的外国女同学一直占多数，”贝克解释说。
尽管如此，一些大学仍然不对女孩开放。例如，洛桑大学拒绝招收来自沃州的瑞士女性，借口是她们的教育与年轻男性的教育不相容。但是，这所大学却接受来自其他州的女学生。
通往平等的崎岖之路
然而，到1915年，在瑞士的外国女学生人数已经与瑞士女学生人数相当。受过教育的女性虽然不常见，但在瑞士已不再是社会禁忌。真正的民众心态转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冲突迫使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瑞士大学纷纷取消了招生限制。与此同时，战争也阻止了俄罗斯女学生赴瑞士留学。
1922年，日内瓦开设了第一所女女子高中，提供高中毕业证书，使女孩能够申请大学。
1924年，瑞士女大学毕业生协会(ASFDU)在伯尔尼成立，旨在维护女大学毕业生的权利。该协会由日内瓦本地人内莉·施莱伯-法夫尔(Nelly Schreiber-Favre)领导。她是第一位从日内瓦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女性，后来成为该市首位大律师。在她求学期间，她的教授们曾嘲笑她，说她是一个“假扮男人的女人”。
在与男性律师的竞争中，她主要为女性客户和年轻人辩护。她帮助司法系统开展多项创新改革，比如设立瑞士的青少年犯罪法庭，而在此之前，犯罪的儿童往往被当作成年人来审判。1918年，施莱伯-法夫尔发起成立了女性社会学校(Social School for Women)，即日内瓦社会工作高等专业学院(Geneva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的前身。
艰难就业
获得大学学位并不意味着就业无忧。许多来到瑞士求学的外国女性都留在瑞士追求自己的事业，比如霍芙和图玛尔金。到1930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决定在教学或医疗领域工作，担任医生、药剂师或牙医。但没有女性选择从事工程师的工作，法律行业也基本上看不见女性从业者的身影。
一些女性选择自立门户，霍芙医生便是如此。像图玛尔金这样拥有人文和科学双学位的女性选择在女子学校任教。但她们都是幸运儿，大多数女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要暗淡得多。在当时的瑞士，高学历女性的就业机会仍然有限。
克拉拉·温尼奇(Clara Winnicki)是1900年在伯尔尼修读药学的首位女性，也是第一位成功通过瑞士联邦药剂师考试的女性。这使她有资格经营自己的药房。尽管如此，她几经周折才找到实习机会，后来在一家药房担任助理职位。最终，她开设的两家药房均以申请破产而告终。
障碍重重
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瑞士大学进一步向女性开放，但女性就业市场却变得更加惨淡。雇主们更倾向于雇用男性，并对同等学力的女性的技能持怀疑态度，女性失业率也很高。
当时，瑞士实施了较为进步的社会保障措施，如失业救济金和国家养老金制度。然而，瑞士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已婚妇女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提倡“一个家庭，一份收入”，不鼓励夫妻双方都有收入，特别不支持家庭中的女方被聘为教师或公务员-因为这些工作通常被视为“金饭碗”。
“反对夫妻双重收入的运动从不针对有收入的男性……..，也不针对在工厂、手工作坊和农场工作的已婚妇女。因为女工的薪水无疑只能用来养家糊口，而已婚女教师或女公务员所赚的钱则象征着奢侈。因此，这些女性应该把高薪的公共部门工作留给需要养家糊口的男性。”瑞士国家博物馆馆长和历史学家埃里卡·赫北森(Erika Hebeisen)在一篇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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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塞尔州就曾在1926年禁止已婚妇女成为教师。
这些政策将符合就业条件的女性排挤出了劳动力市场，并深刻影响了全社会对瑞士女性的看法。到二战期间，第一批进步女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新一代女学生开始接棒，然而，她们在学业上往往有始无终。那些完成学业的女学生则选择不就业，她们通常会在毕业后选择直接结婚，并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面对女性参加工作招致的种种非议，许多女性感到气馁，于是降低了自己的职业抱负。
20世纪初，瑞士只有不到10%的女性顺利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但到了1935年，女性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达到16%。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学教育阶段男女同校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如今，女性大学生人数甚至略多于男性：在2021-2022学年，瑞士大学生中女性占比已接近52%。
(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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