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剧院曾是反法西斯者的避难天堂

1939年,苏黎世剧院上演佩德罗·卡尔德隆(Pedro Calderon)的大戏,所有演员都是来自德国的逃亡者。 Richard Schweizer/Stadtarchiv Zürich

二战前夕的那些年,苏黎世剧院成为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的德语舞台。从1933年开始,这里的演员主要是德国被禁演的演员。苏黎世剧院为反法西斯人士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护网。

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06月17日 - 09:00
David Eugster (文), 埃斯特·翁特芬格 (图片编辑)

1940年5月10日-《浮士德》

苏黎世,1940年春-一天前城里出现了拥堵,苏黎世人都想赶紧撤离,逃到山里,到山洞掩体里藏起来。秋天的时候二战爆发,现在传来小道消息,德军马上要进瑞士了。莱茵河-瑞德边境,距离这里只有25公里。

但尽管战争迫在眉睫,苏黎世剧院却依然开着,剧场前门庭若市,戏迷们蜂拥而至。1940年5月10日,联邦再次动员了70万名士兵上阵备战,其中包括苏黎世剧院的后台工人和灯光师,所以演员们只能自己搬运舞台背景和道具。

这一天上演的是歌德剧目《浮士德》。纳粹喜欢这部戏:在这个讲述一个渴望知识和生活乐趣的男性,怎样受到魔鬼的诱导追求更多享受的故事里,他们看到了一个北国男人的悲剧-无止境的哥德式的追求。但是在苏黎世演出这部戏的演员却是德国的逃亡者,他们从纳粹的魔掌下逃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或者犹太人,他们打好了行李放在舞台后面,随时准备逃跑。

左:梅菲斯特,魔鬼的扮演者Ernst Ginsberg,右:浮士德扮演者。1939-1940年。 Richard Schweizer/Stadtarchiv Zürich

浮士德的扮演者Wolfgang Langhoff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从集中营逃到了瑞士。而魔鬼梅菲斯特的扮演者Ernst Ginsberg 是犹太人,在德国受到生命威胁。“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为人,也很清楚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当时的剧作家Kurt Hirschfeld后来这样回忆道。

观众们反应激烈,“每当剧情起伏之处,都会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Hirschfeld说:“歌德的诗歌从那时起成为时尚,我认为也是这一天,在苏黎世剧院彩色墙壁和沸腾的观众之间,欧洲人的反抗意识诞生了。”

在纳粹横行的那些岁月,这家瑞士剧院,为德语观众提供了最后的自由舞台。

苏黎世剧院,1935年左右。 Ludwig Macher/Baugeschichtliches Archiv

1933-1939年:移民舞台的形成

1933年Hirschfeld已经在苏黎世剧院工作了一年,当时苏黎世剧院的院长Ferdinand Rieser在他因为犹太身份被纳粹从戏剧行业辞退之后雇佣了他。Rieser院长从1925年左右就负责剧院的经营和剧目安排。自1933年开始,该剧院的主要演员都是来自德国、在那里遭禁演的演员。

这位院长和剧团在民族社会党派人士上台之后,就表明了立场,他在剧院中上演以纳粹的种族仇恨为主题的《种族》,该剧在演出时常会遭到瑞士纳粹亲善人士的闹场,剧院前的广场上总是有人叫喊:“犹太人滚出去!”这也针对Rieser院长的叫骂,因为他同样来自犹太家庭。

左:Ferdinand Rieser,苏黎世剧院院长,右:Kurt Hirschfeld,剧作家。 Aus dem Buch "Curt Riess, das Schauspielhaus Zürich" zvg

Rieser给他的演员们分发了防身的警棍,继续我行我素。但从瑞士比较柔和的势力那里也传来了批评之声。《新苏黎世报》呼吁面对德国新形势,瑞士应该表现温和一些,而不是每次在谈及犹太人问题时都进行没必要的挑衅。瑞士的作家和剧作家则反对Rieser院长的做法,主张瑞士剧院应该更多地突本土文化。

1938-1945年:反法西斯

但是Rieser院长和他的剧团,用他的勇气为苏黎世剧院赢得了“保护岛”的好名声,从这里暴发出精神的火花。“子弹从这里飞向敌人,”从1938年开始接管剧院的Oskar Wälterlin这样形容苏黎世剧院。Rieser将剧院的股份出手,同时放弃了院长的职务-出于资金问题,也因为不愿再面对种种敌视:他带着家人移民去了美国。苏黎世剧院变成股份制(Neuen Schauspielhaus AG)-苏黎世市政府也入了股,从此这个私人剧院变成了城市舞台。

1938年Oskar Wälterlin 接任了苏黎世剧院院长,直至1961年去世他一直在任。 Richard Schweizer/Stadtarchiv Zürich

原本剧院换主之后,不再想走“战斗”路线,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味,剧院不想招惹德国。1939年战争暴发之际,节目单上果然都是些温和、搞笑的剧目,有内斯特罗伊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有18、19世纪的经典剧。

但是苏黎世剧院中上演的传统戏剧却用的是不同的演绎手法,更加新颖、更加理智。当德国舞台自1933年开始,民族社会主义格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苏黎世剧院却崇尚人性化道路。演员Wolfgang Langhoff说:“比如‘自由’这个词,我们不是喊着说,而只是不经意地、轻轻地说出来,让人们感受到它广袤的内涵。”

剧作家Hirschfeld则在战争结束时,这样形容他当时的目标:“我想让人能保持自己各种形式的尊严,从而在与摧毁一切的法西斯势力面前赢得一席立足之地。”

同时在每一部传统剧中都能映射出当时的政局,而无需直白的表达,这完全是一种战略,在苏黎世剧院表演歌舞剧的女演员Therese Giehse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每个剧本中寻找反映政治的可能性,在我们这里一切都与政治挂钩。”

Therese Giehse 在《勇敢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中扮演母亲。 Doris Gattiker/Stadtarchiv Zürich

这里也上演新剧本,比如表现主义女作家Else Lasker-Schüler的剧作,和Bertolt Brechts的新作首演。美国和英国剧也时有上演。

摧毁

在战争结束前最后的剧目中,上演了Max Frisch的处女作《他们重新歌唱》,这位剧作家的创作生涯可谓是从苏黎世剧院开始的,Hirschfeld对他帮助很大。包括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也受益于苏黎世剧院,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个激进的舞台,这两位瑞士剧作家不可能后来成为国际知名作家和瑞士的文学代表。

Max Frisch的新作《他们重新歌唱》,1944/45年冬。 Stadtarchiv Zürich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剧团的演员们又开始渴望回到国界那边的祖国,并已经开始着手重组被纳粹解散的组织。而1945年夏天演员们从被炸毁的德国舞台来到瑞士,于是在苏黎世剧院同台演出的是从德国逃亡过来的演员及曾为纳粹演出的演员,随着民族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盟被摧毁了,在反法西斯者中,重新又是自由的天主教徒、无党派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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