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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系列五 令人惊叹的中国



1987年上海一家医院:一名患者同意让学习针灸的外国医生为其治疗。

1987年上海一家医院:一名患者同意让学习针灸的外国医生为其治疗。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供)

我曾经在位于零陵路上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我申明我学习的是针灸而不是中医药学,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学会中医药的。

我们的小组有法国、英国和日本学生,还有一个瑞士学生,那便是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医生,但是这个课程也向医生之外的人群开放。

玛丽埃尔·贝德里尼(Mariella PEDRINI)

1957年出生,1987年到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留学,现为麻醉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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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的时候发现行李丢了。我也不会说中文,所以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找。当我在机场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时完全无法沟通。似乎没人会说英语。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我本以为我们课程安排的翻译可以帮助我,但他断然地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这不属于我所注册的课程的内容。最后,是当时上海第一家喜来登酒店的商务中心的一位秘书帮助我找到了行李。她打了一两通电话就找回了行李。遇到这些经常和外国商务人士打交道的秘书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不在中国了呢:我们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除了开头的这个小插曲之外,培训课程还是安排得很好的。第一个月学习理论,一个很有资历的翻译将课程几乎同声传译给我们。这个月结束之后有一个理论考试,通过之后可以参加第二部分的培训,即上午实践课,下午理论课。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早上医院大厅里挤满了病人。挂号窗口的人根据病人的基本症状决定他们应该去哪个科室,接受什么治疗。对那些要去做针灸治疗的病人,他们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找“高鼻子”(那时候中国人给我们取的外号之一)医生看病。幸运的是有一些病人,虽然并不认识我们也不能和我们沟通,却接受这些从天而降的外国人的治疗。

每个诊室里有四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外加一个翻译,由他告诉我们病人说了什么。医生(也就是上海中医学院的老师)诊断了病情、确定了治疗方案之后,就由我们来针灸。病人们每两到三天会来一次,直到病情好转或者完全康复,这样整个治疗期间我们都能跟踪他们的情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自己的实践,我们学习使用针的技巧,以及如何根据相关的病症选择针灸部位,等等。

病人受到的治疗并不是很“温柔”的。比如,用“梅花针”(一种有六个针尖、外观像小锤子的针)的时候,需要叩刺直到出血为止;比如拔火罐,去掉火罐之后会留下明显的淤痕;再比如用针刺……这些看起来都很“野蛮”,但是疗效都很明显。

课程完成之后会有一个考试,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病人,整理他的病史,诊断他的病情并决定治疗方案。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们有与培训相关的额外需求的时候,可以和课程的负责人商谈。要想学到我们想学的,得首先付额外的费用:钱是最有话语权的。

不得不承认这三个月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我建议所有想学针灸的人到中国去参加培训,虽然我回到瑞士后必须对治疗方式做些改变,以适应西方的病人群体。我去中国学针灸也有一些个人的原因,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到了之后才了解到的。

有一件事情让我十分震惊:这里没有个体也没有自由的概念。我不会中文,但我觉得这两个词在这个语言里应该不存在。不可能独自一人,不可能思考自我,或者说不可能有所思考,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就算有也不能说出来)。我的印象是一切都是集体行动,没有个体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离家人和朋友都很遥远。难得有时候会有从瑞士或者其他地方(我认识了一些学中文的其他外国学生)来的电话,我们都不见得知道。这得看接线员的心情。

用书信交流非常的缓慢,收到一封信得花6个星期。一切都在监控之下。还记得,我在中国学生的休息室发现了一本寄给我的L’Hebdo周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样书

(swissinfo.ch)

我们住在专门给外国人住的公寓,因此认识了来自南美洲和非洲的学生,他们通过政府协议而来,先学汉语,再学中医的所有课程,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个“专门”给我们的公寓里也住了几个中国学生。我们来了之后不久,公寓里便新装了一个门,好把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分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他们有些交流,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观点、意愿、梦想,等等。我们也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夜晚,分享各自做的菜肴。但我们的菜肴不见得每次都很受欢迎。

我们的公寓里运行着一个简单却有效的监视机制:清洁人员不敲门就进到我们的房间(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她们的理由经常是给我们送一瓶热水。她们借此可以查看我们是单独一人还是有人陪同,是否看起来一切正常。在路上和十字路口有另外一个检查:有一些带着臂章的人维持交通秩序,但是他们也同时查看过路的人。我们自然非常容易被辨认出来,即使是骑着自行车……

2001年的时候我再次参加了一个针灸培训,这次是在北京。这个课程不是由政府主办,而是由我在瑞士认识的一个比利时人组织的,所以没有那么实用,因为实践的部分几乎没有。这时距我第一次去中国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中国变化很大,北京也是。只有早上在公园里练太极的老年人还是依旧。课程的组织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1987年。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丰富多彩,让我受益匪浅。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如此不同、如此让人迷恋、却有时让我抱怨的国家的日子,因为那里的生活规则和我的国家是多么的不同。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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