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瑞士有一个小村合作社
一百年前，国际合作社运动在巴塞尔近郊的“自由村”(Freidorf)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个村庄将自己定义为“区别于阶级斗争和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原则被贯彻于工作、住房和消费各个方面，成就了一种介于乌托邦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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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式开始于1921年的一个石碑揭幕仪式：那天，来自20多个国家的客人在巴塞尔郊区的小村庄聚首，瑞士联邦主席和国际合作联盟主席也出席了活动。荷兰裔的国际合作社代表人物G.J.D.C. Goedhart在演讲中指出，住房危机已成为世界性问题。与会代表表示，”这是重新给予人勇气的一天”，因为它让人们坚定了“合作社运动是改善人类命运最佳途径”的信仰。
1921年8月底，为了庆祝“自由村”的建立，一座金字塔形状的纪念碑雕塑在居民和国际客人的注视下得以揭幕。在巴塞尔城外绿地上建造的这150座房屋不仅仅是自成一体的建筑群，也构成了一个社群的基础。对于项目的发起人来说，这甚至标志着一个新型社会模式的诞生。
600名租户刚刚乔迁而来。他们只需交纳低廉的租金，就可以住进舒适的房屋，并且有可以养花种菜的自家花园。项目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住房危机，但“走出花园去参与社区生活”，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为了集体的利益
搬到这里的居民不必是“完人”。创始人的目的也不是要把“自由村”变成“模范人物 ”聚集地。但是，居民们应该 “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从而促进自身的进步”- 该村1922年的年度报告这样写道。村民们都应承担部分村委会的工作，比如负责管理小镇商店，等等。合作社内的妇女被赋予了一个传统角色：老弱人士的照护者。
各家的孩子们在“自由村”小学上学, 这里遵循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革新教育理念。孩子们还肩负着一项社会职责：每周向居民收集“自由村”养老基金募款。谁会拒绝一个孩子的请求呢？于是，合作社促成了一个先驱性的实践：瑞士国家层面直到几十年后才开始引入类似的养老金机制。
作为瑞士第一个 “完整的合作社组织”，“自由村”的运作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强制性的志愿工作和养老保险预支金之外，采买购物也成了一项社区集体事务：每一位村民都必须在当地合作社商店购物，用那里流通的 “自由村货币 “付款。如果村民要用“村币”兑换瑞郎(汇率1:1)，额度会被合作社记录存档。
这样一来，合作社对每位村民的收支情况都一清二楚，并知道谁有权在年底获得红利。合作社还注意那些支出低于预期的人。比如，1924年的年度报告中这样写道：”一些家庭认为从邻村屠夫那里购买肉类更为实惠。购买衣服和鞋子也出现此种情况。如果容忍这种做法，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必须加强村民 ‘履行职责’的意识 “。
素食主义者也要花费口舌向村委员解释自己不买肉的原因，因为采购是集体的事。建村之初，自由村村民的住房待遇相当优惠。从1921年到1924年，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从自由村商店的利润中可获得200瑞郎的红利。而为了租住一栋四室的房子，合作社成员每年要支付850瑞郎的租金。
“一切促进合作社发展的事情都会让你受益”，自由村早期的周报这样宣传道。因此，所有合作社成员都有从合作社商店购买商品的义务，此外，还要 “向亲友宣传合作社理念”。作为回报，他们不仅能得到 “直接的物质利益”，还能从内心感到 “完成职责的满足感”。
小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之间
男人通过在合作社企业工作赚钱养家。在第一批村民中，既有公司老板，也有工厂工人。但阶级界限不是问题：在这里，合作社运动认为其理念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对合作社理念深信不疑之人自然会鄙视个人财产和非劳动得来的财富。虽然他们对继承来的财富不屑一顾，但不会质疑财产本身，也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奋斗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1921年，一队来自苏黎世的访客将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形容为 “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种比较让瑞士共产党人十分不快：他们在党报《前进报》(Vorwärts) 中把 “自由村 “描述为 “固守从属关系”的”小白鼠殖民地”。
1925年，设计该村建筑群的建筑师Hannes Meyer写道，“自由村”被 “资产阶级 “视为 “红色巢穴”，但在 “苏维埃之星”眼中又不够红。1928年，Meyer成为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学院院长，并在上世纪30年代定居莫斯科。这位建筑师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对“自由村”持有批评态度，称其为“小资产阶级的产物”。
1921年8月，瑞士联邦主席、自由民主党人Edmund Schulthess在揭幕仪式上做了“出人意料”的发言，表示被当天看到的 “真正的合作精神 “所震撼。他 “代表联邦 “感谢合作社成员，赞赏他们 “为社区和社友服务，不图私利的品质”。
自1921年8月之后，“自由村”再也没有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同等反响。联邦主席在揭幕仪式上的出现遭到当地资产阶级报刊的批评，比如，有的报纸指责瑞士政府向 “自由村的幸福社区 “提供了 “丰厚的资助”，而这并非是应对住房短缺问题的长期办法。” 而且，那些希望独住的人 “也应该能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房。《巴塞尔公民和手工业者报》则讥讽道，“自由村”只不过是合作社成员避税的一种方式而已。
告别乌托邦
20世纪初，从政治层面看，瑞士的合作社运动处在两个政治阵营之间，但经济上，该运动却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1912至1922年间，合作社企业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多- 达到近4亿瑞郎。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合作社经济带来震荡。战争结束时，合作社企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功定位。1919年，瑞士首次引入一种联邦税- 即”非常时期战争税”。社会住房项目是为缴纳此种税收而节省开支的途径。由此，”自由村 “有效减少了合作社企业协会的税收负担。
如果社会大环境不同，“自由村”是否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该村纪念石碑上仍然写着：”1919年、1920年、1921年- 瑞士消费合作社联盟在动荡中创建了自由村住宅区。这是一个邻里友爱的、和平自由的家园”。即使在今天，合作社成员仍然可以以优惠的租金住在这片居民区中。它被认为是瑞士一战和二战战间期建造的最重要的住宅区。建成至今，那里的集体居住方式已逐渐转变为 “各自生活 “的模式。
“自由村”特有的货币在20世纪40年代被废除。合作社商店也于60年代关门大吉。几十年来，在政治化合作社经济的推动下，Coop零售及批发集团诞生并发展壮大。如今，瑞士零售业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其手中。
(编译自法语：郭倢)
Lucie Donz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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