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瑞士有一個合作社小村莊
一百年前，國際合作社運動在巴塞爾近郊的“自由村”(Freidorf)進行得如火如荼。這個村莊將自己定義為“區別於階級鬥爭和市場經濟的第三條道路”。這一原則被貫徹於工作、住房和消費各個方面，成就了一種介於烏托邦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生活模式。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一切正式開始於1921年的一個石碑揭幕儀式：那天，來自20多個國家的客人在巴塞爾郊區的小村莊聚首，瑞士聯邦主席和國際合作聯盟主席也出席了活動。荷蘭裔的國際合作社代表人物G.J.D.C. Goedhart在演講中指出，住房危機已成為世界性問題。與會代表表示，”這是重新給予人勇氣的一天”，因為它讓人們堅定了“合作社運動是改善人類命運最佳途徑”的信仰。
1921年8月底，為了慶祝“自由村”的建立，一座金字塔形狀的紀念碑雕塑在居民和國際客人的注視下得以揭幕。在巴塞爾城外綠地上建造的這150座房屋不僅僅是自成一體的建築群，也構成了一個社群的基礎。對於項目的發起人來說，這甚至標誌著一個新型社會模式的誕生。
600名租戶剛剛喬遷而來。他們只需交納低廉的租金，就可以住進舒適的房屋，並且有可以養花種菜的自家花園。項目開發的目的是為了緩解住房危機，但“走出花園去參與社區生活”，這一點也同樣重要。
為了集體的利益
搬到這裡的居民不必是“完人”。創始人的目的也不是要把“自由村”變成“模範人物 ”聚集地。但是，居民們應該 “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從而促進自身的進步”- 該村1922年的年度報告這樣寫道。村民們都應承擔部分村委會的工作，比如負責管理小鎮商店，等等。合作社內的婦女被賦予了一個傳統角色：老弱人士的照護者。
各家的孩子們在“自由村”小學上學, 這裡遵循約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革新教育理念。孩子們還肩負著一項社會職責：每周向居民收集“自由村”養老基金募款。誰會拒絕一個孩子的請求呢？於是，合作社促成了一個先驅性的實踐：瑞士國家層面直到幾十年後才開始引入類似的養老金機制。
作為瑞士第一個 “完整的合作社組織”，“自由村”的運作涵蓋了生活的各方面。除了強制性的志工工作和養老保險預支金之外，採買購物也成了一項社區集體事務：每一位村民都必須在當地合作社商店購物，用那裡流通的 “自由村貨幣 “付款。如果村民要用“村幣”兌換瑞郎(匯率1:1)，額度會被合作社記錄存檔。
這樣一來，合作社對每位村民的收支情況都一清二楚，並知道誰有權在年底獲得紅利。合作社還注意那些支出低於預期的人。比如，1924年的年度報告中這樣寫道：”一些家庭認為從鄰村屠夫那裡購買肉類更為實惠。購買衣服和鞋子也出現此種情況。如果容忍這種做法，它就會成為一種習慣。因此，必須加強村民 ‘履行職責’的意識 “。
素食主義者也要花費口舌向村委員解釋自己不買肉的原因，因為採購是集體的事。建村之初，自由村村民的住房待遇相當優惠。從1921年到1924年，每個家庭平均每年從自由村商店的利潤中可獲得200瑞郎的紅利。而為了租住一棟四室的房子，合作社成員每年要支付850瑞郎的租金。
“一切促進合作社發展的事情都會讓你受益”，自由村早期的周報這樣宣傳道。因此，所有合作社成員都有從合作社商店購買商品的義務，此外，還要 “向親友宣傳合作社理念”。作為回報，他們不僅能得到 “直接的物質利益”，還能從內心感到 “完成職責的滿足感”。
小資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之間
男人通過在合作社企業工作賺錢養家。在第一批村民中，既有公司老闆，也有工廠工人。但階級界限不是問題：在這裡，合作社運動認為其理念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對合作社理念深信不疑之人自然會鄙視個人財產和非勞動得來的財富。雖然他們對繼承來的財富不屑一顧，但不會質疑財產本身，也不主張階級鬥爭。因此，無論是老闆還是工人，奮鬥目標都是一致的：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1921年，一群來自蘇黎世的訪客將在這裡看到的一切形容為 “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這種比較讓瑞士共產黨人十分不快：他們在黨報《前進報》(Vorwärts) 中把 “自由村 “描述為 “固守從屬關係”的”小白鼠殖民地”。
1925年，設計該村建築群的建築師Hannes Meyer寫道，“自由村”被 “資產階級 “視為 “紅色巢穴”，但在 “蘇維埃之星”眼中又不夠紅。 1928年，Meyer成為著名的包浩斯(Bauhaus)學院院長，並在上世紀30年代定居莫斯科。這位建築師在成為共產主義者後，對“自由村”持有批評態度，稱其為“小資產階級的產物”。
1921年8月，瑞士聯邦主席、自由民主黨人Edmund Schulthess在揭幕儀式上做了“出人意料”的發言，表示被當天看到的 “真正的合作精神 “所震撼。他 “代表聯邦 “感謝合作社成員，讚賞他們 “為社區和社友服務，不圖私利的品質”。
自1921年8月之後，“自由村”再也沒有在國內和國際上引起同等迴響。聯邦主席在揭幕儀式上的出現遭到當地資產階級報刊的批評，比如，有的報紙指責瑞士政府向 “自由村的幸福社區 “提供了 “豐厚的資助”，而這並非是應對住房短缺問題的長期辦法。 ” 而且，那些希望獨居的人 “也應該能找到負擔得起的住房。 《巴塞爾公民和手工業者報》則譏諷道，“自由村”只不過是合作社成員避稅的一種方式而已。
告別烏托邦
20世紀初，從政治層面看，瑞士的合作社運動處在兩個政治陣營之間，但經濟上，該運動卻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1912至1922年間，合作社企業的營業額上漲一倍- 達到近4億瑞郎。其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給合作社經濟帶來震盪。戰爭結束時，合作社企業以令人矚目的方式成功定位。 1919年，瑞士首次引入一種聯邦稅- 即”非常時期戰爭稅”。社會住房項目是為繳納此種稅收而節省開支的途徑。由此，”自由村 “有效減少了合作社企業協會的稅收負擔。
如果社會大環境不同，“自由村”是否會有不同的發展軌跡，這個問題沒人能夠回答。該村紀念石碑上仍然寫著：”1919年、1920年、1921年- 瑞士消費合作社聯盟在動盪中創建了自由村住宅區。這是一個鄰里友愛的、和平自由的家園”。即使在今天，合作社成員仍然可以以優惠的租金住在這片居民區中。它被認為是瑞士一戰和二戰戰間期建造的最重要的住宅區。建成至今，那裡的集體居住方式已逐漸轉變為 “各自生活 “的模式。
“自由村”特有的貨幣在20世紀40年代被廢除。合作社商店也於60年代關門大吉。幾十年來，在政治化合作社經濟的推動下，Coop零售及批發集團誕生並發展壯大。如今，瑞士零售業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份額都掌握在其手中。
(編譯自法語：郭倢)
Lucie Donzé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