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博物館中的非西方藝術品都是掠奪品嗎？
瑞士Rietberg博物館敢於面對自己的歷史，目前那裡正在展出一些非西方藝術收藏品。這些展出的物品來自哪裡？是誰買來的？當這些物品易主時，又發生了什麼？策展人Esther Tisa提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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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資訊swissinfo.ch: 長期以來，歐洲人對藝術和文化的看法都是帶著殖民主義的傲慢色彩。那麼西方的藝術商是何時認識到非西方藝術的價值的？
Ester Tisa：19世紀末開始，一些民族學家開始對來自非西方文化的物品的美感和藝術性產生興趣，而不再只是將其作為營造儀式感的器物或日常用品。與此同時，一個面對非歐洲文化的差異化藝術市場出現了。
例如，上世紀30年代初，法國殖民政府在Abidjan(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組織了一場博覽會，在博覽會上，除了新技術產品之外，還展出了藝術品-這在當時被看作是對當地藝術的促進，很多藝術品在博覽會上銷售和出口。
這些作品就這樣進入了殖民主義大都市，進入了巴勃羅·畢加索、保羅·艾呂雅、馬克斯·恩斯特等藝術家的工作室。在畫廊裡，這些來自異域的藝術品被與西方現代藝術一起展出；例如，展覽上畢加索的作品會與喀麥隆的面具掛在一起。
這些物品是如何進入博物館的？
開始時往往是被私人收藏。例如，Rietberg博物館就是從1952年收納了Eduard von Heydt收藏品才組建起來的，後來該博物館又納入了其他私人收藏。從一開始，它就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非西方作品的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通過公開的形式以及向感興趣的群體展示以前私人手中的物品的方式，將藝術民主化；而殖民時代也造就了博物館的崛起；與此同時，博物館還體現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帶來的權力失衡，儘管收藏品的來源各不相同，有些來自外交層面，有些則產生於科研或藝術交易。
也正因如此這些收藏品現在經常受到質疑，並正在討論歸還問題。您目前的重要工作是什麼？
那些在軍事衝突中被掠奪的物品當然是有關歸還討論中的重點問題。貝擃青銅器與英國人1897年的一次軍事行動有關，當時大英帝國征服了貝擃王國，這種征服發生在世界各地：例如，1860年鴉片戰爭期間，一些從頤和園搶來的中國物品被運到了歐洲。
在考古領域，世界範圍內盜墓現象至今依然存在-這裡是指非官方發掘的現象。但是，即使是在殖民主義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也不能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掠奪物，因為這裡有著不同的購買通路和背景。
今天，瑞士的博物館中還收藏了大約100件據推測來自貝擃王國的物品。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要求歸還的索求，但八家瑞士博物館已經聯合發起了“瑞士貝擃倡議”，他們非常仔細地對來自尼日利亞貝擃王國的藏品的來源進行了調查，並與尼日利亞的研究人員和機構進行了交流。
比如說呢？
比如說有些是交換得來的，還有些是外交禮物，不能將所有這些官方行為都歸於殖民政權所為。
蘇黎世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非洲藝術品的重要轉運中心，部分原因是一些物品從原產國被運走-因為不同原因。殖民主義改變了許多非洲國家的社會風俗，也包括宗教習俗。在這樣的背景下，象牙海岸地區出現了一場真正的聖像破壞運動：一位名叫Massa的牧師走遍全國，奉勸人們放棄他們的祭祀物品。
天主教傳教會隨後對這些物品進行了清點和估價。他們將其中的一部分交給了阿比讓(Abidjan)的殖民政府，其餘的則進行了出售，蘇黎世的藝術品經銷商Emil Storrer就是買主之一，後來他又將這些作品提供給了當時的Rietberg博物館館長Elsy Leuzinger。
那這些物品因而被挽救了下來？
不能這麼說，我們絕對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也不應該做出這樣的美化，這太片面了。隨著社會、政治和宗教領域的發展，針對這些物品被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還有一種說法是外交禮物，殖民地的前統治者也嘗試通過傳遞禮物建立聯盟，這是一種在新統治者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策略。例如，巴塞爾使團的許多藏品都是禮品，當然也有些是迫於某種壓力的捐贈和銷售。
什麼樣的壓力？
比如西方經銷商再次找到貨主並堅持購買意向，但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為什麼搞清這些物品的轉手情況如此困難？
一方面，因為在非洲習慣進行口頭交易，沒有書面記錄。在重新整理非洲歷史的時候，我們嘗試利用口述材料來尋找素材，但得到的往往是殖民官員或西方收藏家的片面描述。
為了進行研究我也在努力尋找那些收藏家和商人留下來的資料，但這裡同樣要問：他們會將什麼記錄下來？誰會對掠奪行為進行真實報道？在某人的日記中？或在寫在給親朋好友的信中？參與掠奪的人，不會在出售東西時給出正確的地址。
在我們的收藏中有一件來自貝擃的象牙雕刻，是1991年從藝術品經銷Ernst Winizki那裡買來的，它附有一個簡短的說明：“1897年的象牙”-這正是貝擃被掠奪的那一年。但這不一定表示這一雕刻品是被掠奪的。相反，這表明：該作品是一個正品，而不是贗品，它的年代比1897年更早，不是50年代的旅遊藝術品。
所以，作品的真實性比可能受到質疑的來源更重要？
近年來，對歷史的闡述方式發生了改變。正如在我們的“藝術的方式”展覽中，我們展示了博物館涉及收藏和展覽方面的真實背景。在我們的舊美國收藏品中的一幅浮雕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知道它是非法出口的產物，當它在20世紀60年代初被收購時，博物館就這一作品是不是正品諮詢了阿姆斯特丹和紐約的專家們-這裡只涉及到鑒別真偽的問題，而並非追溯它是如何來到蘇黎世的。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發佈《文化財產返還公約》之前是正常的做法，今天，博物館的工作方式已經不再一樣。
那時候尚無索賠行為嗎？
不，那時已經出現了索賠，早在殖民時代，20世紀30年代尼日利亞就已向英國提出過首批歸還要求，並不是在60年代獨立運動期間才開始的。
為什麼近年來關於歸還的話題再次湧現？
長期以來博物館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人們更加關注：展什麼，怎麼展，擁有什麼樣的主權？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但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分裂的：我們必須達成新的合作形式，Rietberg長期以來一直將之視為重點。
對於藝術品來源的質疑，很大程度上來自針對民族社會主義藝術品掠奪的調查；而對於非西方文物來源的研究則更依賴於與來源國的對話，這樣的對話在研究階段-而不是在討論收藏品的未來時，就已展開。
具體是怎麼做的？
在瑞士貝擃倡議中，我們的團隊從一開始就聘請了一位來自貝擃市的研究人員，她查閱了尼日利亞檔案，並對尼日利亞的歷史有著透徹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她把關於藝術家(如雕刻家行會等)口口相傳的歷史介紹了進來。與藝術和藝術家的接觸令我們對藝術盜竊造成的創傷有了更深的認識。
我們與發掘地、藝術家和相關國家的策展人進行合作。我們在發源地上下功夫，因為我們進行了透徹的研究，所以當遇到索求歸還的要求時，我們不會措手不及，Rietberg博物館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
Gurlitt(德國收藏家)模式對您來說是一種選擇嗎：不能完全澄清來源的東西要退還？
這真的必須進行個案分析，我反對一刀切的做法，如果發現漏洞，必須要正視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案。但重要的是，必須從一開始就進行對話。用公開和透明的態度，共同就歸還、合作研究和相關條件進行探討。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建設性和有成效的做法，不一定會形成相互對立的局面。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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