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正义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460多名瑞士公民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La Résistance)队伍。回到祖国后，他们中许多人由于为外国军队效力而被判处监禁。如今，瑞士国会议员提出的一项动议希望为他们平反正名。
Paul Aschwanden1922年出生于施维茨州(Canton Schwyz)，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其两岁时就分开了，母亲将他托付给一家儿童机构抚养，义务教育结束了，Paul却在求职过程中四处碰壁，喷漆厂学徒期间辍学后，他偶尔也从事过雇农、工人和送货员之类的不定期工作。
1940年，德国在西线发起进攻前不久，他从巴塞尔(Basel)越过法瑞边境，在米卢斯 (Mulhouse)加入了外籍军团，那年他18岁。
在阿尔及利亚接受了6个月的军事训练后，他应该在是去抗击中东的英国部队还是去撒哈拉地区修路两者之间做出选择，Paul最终选择了后者。1943年3月，美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后，与其他前外籍军团战士一道，他也投身于同盟国武装，加入了戴高乐(De Gaulle)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FFL)。
Paul参加了1944年8月在普罗旺斯(Provence)登陆的攻占意大利的战役，为此荣获了一枚十字勋章并被升任为士官。1945年9月返回瑞士后，他被判处四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和Paul Aschwanden一样，大多数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人都曾是自由法国军队中的外籍军团战士。有些人在进行反纳粹武装训练之前，就已在法国被占领区工作，他们中有半数拥有双重国籍；也有些人离开瑞士是为了加入法国内务部队(Forces françaises de l’iIntérieur，FFI)；还有些定居伦敦、非洲或中东的瑞士人前往投身自由法国军队。
回到瑞士后，他们中有200人受到拘留处分，缓期或者立即执行，一些人被军队开除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利；一些人选择留在法国以免受到瑞士法律制裁；一些在瑞士法庭判决中缺席的人实际上已经战死疆场。
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战士何许人也？
“他们并非来自单一的群体。”涉及该题材的一本书(《投身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志愿兵》In der Résistance. Schweizer Freiwillige auf der Seite Frankreich，2020年出版)的作者、瑞士历史学家Peter Huber指出，该部作品第一次重塑了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战士的生活轨迹、参与的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回到瑞士后的遭遇。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瑞士志愿兵都出身于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气盛，往往家境贫寒，教育水平偏低，求职之路也坎坷不平。他们中许多人有犯罪前科，通常都属轻罪(比如说盗窃罪或者流浪罪)。然而，与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志愿兵不同，他们很少存在政治激进主义倾向。
然而，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拥有反法西斯主义情怀，特别是拥有法国与瑞士双重国籍的一些人加入抵抗运动是源于爱国主义心理；一些人是因为难以融入社会；在投身法国抵抗组织的外籍军团战士中，也有人是为了解决简单的生计问题。“但是，几乎在所有传记中，瑞士志愿兵当时对于法国所承受的屈辱与希特勒(Hitler)的狂妄自大感到沮丧的情绪也溢于言表。”Huber明确指出。
平反正名之路
早在2006年，国会议员发起的一项动议曾提出为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瑞士反法西斯志愿兵与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瑞士战士予以平反。3年后，瑞士国会为那些曾与西班牙共和军并肩作战的瑞士人平反昭雪，但是却将曾投身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志愿兵排除在外，理由是有关信息与历史研究资料不足，尤其是对那些志愿兵的参战动机无从考证。
2020年，Peter Huber的研究报告的发表为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激进左翼联盟(Ensemble à Gauche)成员、国民院议员Stéfanie Prezioso与联邦院议员、绿党党员Lisa Mazzone提交了两项类似动议，要求在不予赔偿的前提下为投身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志愿兵予以平反，正如给与西班牙共和军并肩作战的瑞士战士正名那样。“当时的判决并不公正。”动议内容写道。
Huber的研究显示出瑞士志愿兵参战基于多种因素，其中不乏崇高的动机，但也不排除投机主义想法，那么，为他们平反的原因何在？Huber指出，“无论动机如何，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瑞士战士都为打败纳粹法西斯主义和维护瑞士安全做出了贡献。”
“在法西斯主义情绪重新抬头的历史时刻，有人不加掩饰试图将纳粹法西斯分子与抵抗运动中的战士不加青红皂白进行等同，替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予以平反因此极其重要。”Stéfanie Prezioso指出，“昭雪不是高唱英雄赞歌，而是重申在反法西斯战斗中捍卫民主价值的一种方式，如今这些价值观正受到质疑。”
今年10月29日，国民院法律事务委员会(CAG)以绝大多数赞同票决定对国会议员提出的动议采取后续行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瑞士志愿兵可能很快就会像西班牙战争中的瑞士战士以及帮助受纳粹迫害难民的那些志愿者一样，得到迟来的认可。
秘密抵抗行动
除了平反之外，Peter Huber的研究也吸引人们对于数万外籍军团战士–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3万名士兵–参加法国解放运动的一些关注。“1945年以后，由于出于身份认同而将抵抗运动‘民族化’，这一贡献在法国渐被遗忘。”这位历史学家肯定地表示，“另一方面，在瑞士，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志愿兵的故事并没有在脍炙人口的吉桑(Guisan)将军的神话以及保家护国的话题中拥有一席之地。”
Huber的书中也不乏妇女投身法国抵抗运动的故事，“由于瑞士不要求女性服兵役，所以根据《军事刑法》，她们没有受到处罚。因此，参战女性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军事法庭的案卷中，而是在领事馆的档案里进行存档。”这位历史学家指出，“在我看来，当时参战的瑞士志愿兵的实际人数要远远超出我在研究中追踪到的数目。”
Gabrielle Mayor在纳沙泰尔州(Neuchâtel)的力洛克(Le Locle)长大，1928年与一名奶制品工人喜结连理，而后他们定居在汝拉山区(Giura)法国高地的多勒(Dôle)。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两年后，这对夫妇受到反法西斯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农场因而成为抵抗组织的秘密据点，那里设有两台收发报机，供英国情报人员使用。
1944年6月，在同盟国军队的一次武装发射后，该据点被发现，Gabrielle也被逮捕，她的哥哥立即通知了位于贝桑松(Besançon)的瑞士领事馆。当年9月，Gabrielle被流放到德国，最后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直到她被捕3个月后，瑞士驻柏林大使馆才与德国当局取得上联系，了解到她的被拘地点以及对其进行的指控。
1945年2月4日，Gabrielle终于获释并返回瑞士，监狱生活严重地影响到她的健康。多年来，她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1959年，她收到了瑞士政府为遭受纳粹主义迫害的瑞士受害者提供的第一笔补助金。然而，这笔金额比她最初申请的数目要低，因为作为“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Gabrielle Mayor应该为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译自意大利文：薛伟中)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