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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乐团指挥”奏出了不和谐的抗疫主题曲

数月来频频亮相的瑞士卫生部长阿兰·贝尔赛自疫情之初就十分明确:“我们面临的是一场马拉松赛,而不是百米短跑。”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便强调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任重而道远。 Keystone / Jean-christophe Bott

从几乎被视为榜样的好学生,到沦为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基于瑞士初步与不完整的数据,我们可否对其在流行病防控方面的工作做出小结?让我们听听《贝尔赛的马拉松》(La maratona di Berset)一书作者安德里亚·阿西迪亚科诺(Andrea Arcidiacono)的分析。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1月22日 - 09:00

第一波疫情期间,瑞士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管理几乎堪称典范。如诸多邻国一样,瑞士政府未对边界实施全面封锁。

然而当第二波疫情来袭,“瑞士之道”(via svizzera)-即将权力极大下放给各州、由各州自由决策-却似乎面面受挫,民众感染率及死亡率都在欧洲“名列前茅”,瑞士也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们与身为顾问、经济学家兼记者的安德里亚·阿西迪亚科诺对此进行了探讨,他一直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并且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意)外部链接,书中特别通过对卫生部长阿兰·贝尔赛(Alain Berset)的多次长时间采访,讲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卫生危机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首波疫情中的模范生,在第二波期间则几乎成了倒数第一,瑞士何以落到此番境地呢?

的确,在第一波疫情期间,瑞士曾是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楷模国家之一,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瑞士联邦委员会为各州作出决策,各州政府及人民都积极响应,我将该阶段定义为“全民动员”。

2020年6月19日,瑞士从紧急状态进入到特殊状态,政府将权力最大程度下放给各州政府。这也导致瑞士在应对第二波轮疫情时阻力重重,因为抗疫指挥不再是1位,而是事实上的27位-联邦委员会加上26个州政府-他们屡次难以达成共识。

因担心在新冠疫情应对上政府专权,各州与国会对联邦委员会的揽权做了批评,他们希望在应对危机上也能展现自己的权威与影响力。卫生部长阿兰·贝尔赛与联邦委员会于是将更多责任赋予各州,目前的现实证明这一方式令应对危机难上加难。

瑞士依然要避免全面封锁边境,并想确保医疗体系免于崩溃,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弱势人群感染病毒的数字居高不下。

如果说瑞士在应对疫情上出现失误,那么是否更应从各州层面来寻找症结所在?

现在难以作出结论,因为一切都瞬息万变。

然而,我认为州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危机,联邦委员会可能天真地对各州给予了过多信任。

其次,瑞士民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年6月19日瑞士进入特殊状态后,举国上下充满憧憬与希望,夏季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步入了正轨,人们不再像第一波疫情期间那样齐心合力。

联邦制在国泰民安时期是一种很好的政体模式,但在危机期间却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根据数月以来事态的发展,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应对第一波疫情时,联邦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确实,联邦政府肩负起主要职能,然而,他们总是先与各州磋商,这使得瑞士在必要时迅速做出反应。

现在面临第二波疫情,瑞士处于特殊状态,根据《流行病法》,只有出于公众健康原因存在这种必要性时,联邦政府才会出面干预。很可能该特殊状态显示出了其局限性,因为有些州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另外一些州却并未尽职尽责。各州似乎都有些“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各州之间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信念也越发薄弱。

“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对每日事态进展持旁观态度,并进行一次历经时间考验的思考,”安德里亚·阿西迪亚科诺解释说。 tvsvizzera

数天前,12个州要求联邦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全盘接手疫情防控。但在不久前,很多人还认为州政府对当地现状更为了如指掌,因此应由州负责疫情管理。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推卸责任的味道吗?

的确,我们处于一场疫情千变万化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危机中。去年6月,各州政府表示“我们希望自己管理”;现在,他们接过了烫手山芋后又自感无力应对,就再次请求联邦委员会来负责管理,并且还要求联邦政府出手补贴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

大家不要忘了,州政府每四年选举一次,其成员不愿做出严格决策,因为他们不愿伤害选民的情感,让联邦委员会替他们决定,这样会令他们如释重负。

如果说第一波疫情时卫生部长阿兰·贝尔赛总体上赢得了赞誉,如今他却遭到批评。瑞士人民党(UDC)甚至要求他撤回2019冠状病毒病卷宗,您如何看待我们这位联邦委员的做法呢?

我对他的做法表示肯定,因为从2020年1月起在我们面临危机时,他是政府的一座“航标”,这几个月来,我认为他从一位联邦委员,成功地过渡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因为他既对管理危机持有远见,又一直试图寻求一个避免全面封锁的替代方法,帮助国家走出危机,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具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但需要强调的是,决策不是由一位部长单独做出,而是由联邦委员会达成共识。尤其在第二波疫情期间,各州政府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有的州把公众健康放在首位,有的州则更倾向于发展经济,因此他们之间很难做到步调一致。

对贝尔赛和联邦委员会的举措做出总结目前还为时过早,需要等到几年后才可能加以评判。

就在几天前,流行病学家、伯尔尼人克里斯汀·奥尔索斯(Christian Althaus)离开了联邦委员会下属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他批评政府未能足够听取专家意见。几周前,一些专家就要求政府采取限制措施以抑制病毒传播,您如何解读政界与科学界之间出现的分歧呢?

科学家的贡献可谓积基树本,尤其是处于这样一种危机情况之时,人们对新冠病毒最初一无所知,因此,科学认知至关重要。

“科学的作用是指明道路,而非取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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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学的作用是指明道路,而非取代政治,政治需要从多种方面做出考量:不仅要考虑医疗现状,还要顾及经济或民众对于特定措施的接受程度。

一些科学家对此了然于胸,另外一些则难以接受,有时感觉自己的意见未受到足够重视。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科学界与政界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误解,到目前为止,两个领域的人对此似乎毫无意识,或者说也无意消除隔阂。

折中主义的文化、漫长的磋商、与相关各方展开对话……疫情期间,这些方面都是悄然无声的瑞士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此次疫情过后,瑞士会与过去有所不同吗?

我认为,这次疫情可以推动整个医疗管理系统的变革和对联邦制政体所做的反思。

很可能,国家的一些基本任务,比如说医疗体系,可能不再由各州自行管理,而是交与地区负责。

最后,在这次疫情过后,很可能会达成一种和解,因为此时各方在利益、观点上都存在极大的对立,一些党派变得越发咄咄逼人,各地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也存有极大的分歧。

(译自意大利语:薛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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