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苦了瑞士低收入戶
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為瑞士經濟和員工造成很大負擔，許多人都在艱難度日。 Helen和Frédéric講述了他們如何應對捉襟見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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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這樣一個富足的國家，卻依然有66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相當於人口中的7.9%。其中3.7%是在職者。
這場大流行病首先是給失去工作的人帶來了困難，但現在也波及到低收入戶。
個體戶、工廠工人、兼職工作者：他們最先感受到疫情產生的影響。而危機持續的時間越久，他們陷入貧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根據瑞士信貸的《全球財富報告》，截至2019年底，瑞士人平均每個成年人的財富為59841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香港人以人均財富518810美元，位居第二，其次是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
然而，根據瑞士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期間，20.6%的瑞士常住人口至少有一次陷入貧困。歐洲的平均數字是27.8%。
據國際明愛會’(Caritas外部链接)稱，貧困不是瑞士政府優先考慮解決的事項之一，因為瑞士貧困人群佔少數，而且沒有任何組織，無法發出聲音。據該慈善機構估計，30%有資格獲得社會補助的人並未申請救濟。
Frederic*今年50歲，有一個孩子，他和配偶都在餐飲業工作。自從這場大流行病暴發，他們兩個就申請了縮短工時補助，只能拿到80%的薪金，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們每月只能靠1500瑞郎(約合1668.9美元)生活。
他無奈地說：“我們等於遭受了三重懲罰，我們的薪資少了；伙食不再能在餐廳裡解決，因為餐廳關門了；我妻子也不再有小費，正常情況下每月能有約200瑞郎。”
動用儲蓄
他們發現，如果不動用儲蓄，他們不久就付不出房租和醫療保險的帳單了，“聯邦的防疫措施讓我們無法工作，不得不靠儲蓄生活，而這些儲蓄是為度假和牙醫預備的，我覺得這不公平。”
因此他向汝拉州設置的一個幫助困境中人度過難關的機構-協助基金求助，得到了夠他們全家支付兩個月房租和醫療保險金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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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改變了生活方式，“我們的度假地改在了陽台上；只購買本地和便宜的產品，”Frédéric說：“我們試著從各方面省錢，比如我們更換了醫療保險公司；換了一輛便宜的車及相應的車險，但是很難做出預算規劃，因為不知道這樣的情況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接下幾個星期我們能工作多少。”
經過這樣的調整，他們從一月份開始每月的開銷減少了400瑞郎。但是Frédéric依然擔心，如果餐廳在疫情期間不能營業，飯店業就完了，許多人將陷入困境。
勒緊褲帶
疫情暴發之前Helen*的日子就不好過，這位57歲的工人剛剛償清了債務，經濟狀況進入穩定，她現在全職上班，每月淨掙3200瑞郎，能夠勉強度日，疫情暴發以後，她被縮短工時三個月，收入少了20%。
Helen說：“但是房租、醫療保險金和生活用品的價格卻並未降低。”因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從慈善機構“明愛會”(Caritas)領取購物券，並推遲一些帳單的付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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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她又能正常工作了，也能拿到100%的薪資，“但是12月14日我手裡只剩下24瑞郎了，而發薪資的日子是12月18日。”她也同樣怕這種因新冠引起的不安定狀況會持續下去，所以她都不敢計劃任何休閒活動。
“我剛剛能開始正常生活，以為我終於可以能偶爾享受一下了，”Helen說：“我都好多年沒嚐過度假的滋味了，原本剛有點希望，現在又沒了，甚至比以前更嚴重。”
但是她覺得自己至少還是幸運的，有份工作，而且離家近，可以走路上班，因為她養不起車。她說：“有時候真想坐火車去湖邊轉轉，但火車票太貴了，生活難道就是掙錢付帳單？”
伸出援手
僅在6個月的時間裡，汝拉州明愛會’在德萊蒙( Delémont)區分派的救助物資就相當於平時三年在全州的總量。該組織汝拉州負責人Jean-Noël Maillard說：“現在的情況就像埋了一顆定時炸彈，原本就靠救濟生活的人，更無出頭之日，而更多的人逐漸瀕臨潦倒，危機正在靠近。”
目前登記社會救濟的人尚未增多，但Jean-Noël Maillard認為這只是個時間問題，中產階級以下的階層，現在尚能靠存款生活，而那些因疫情失業的人，尚能領取兩年的失業金，之後才轉向社會救濟。
“我們現在必須啟動防護機制，防止人們陷入危機，”Jean-Noël Maillard說，“進入縮短工時程序的人應該得到100%的薪資，而貧困家庭和低收入員工應該得到補助。”
12月1日起，瑞士政府針對縮短工時程序增設了規定：月薪少於3470瑞郎的人，縮短工時後得到100%的薪資，對於收入在3470至4340瑞郎之間的人，如果完全停工，也能得到3470瑞郎的薪資。
*名字被編輯部改過
(譯自德語：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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