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投票年龄下调：16岁年轻人准备好了吗？

2024年11月，200名瑞士青年齐聚伯尔尼，参加一年一度的联邦议会“青年会议”。 Keystone / Marcel Bieri

16岁的青少年应不应该拥有投票权？在瑞士，这一议题从未真正离开过政治议程，但大多数时候都会被断然否决。放眼全球，有一项指数显示，这样的改革举措未必能显著提升青少年的参与度。

1979年，瑞士人以微弱多数否决了一项如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提案：把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当时的一些反对理由，放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显得有些老派。比如有位联邦院议员说：“如今的年轻人在性方面的确比以前更开放、更早熟，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政治判断或品格上更加成熟。”于是，投票年龄依旧维持在20岁。

然而，时代的车轮早已悄然转动。早在1969年，英国就把投票年龄从21岁下调至18岁。美国紧随其后，在1971年也作出同样调整。澳大利亚、瑞典、法国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也纷纷加入改革行列。而在瑞士，随着各州在上世纪80年代陆续下调投票年龄，1991年全国再次举行公投；这一次，这项改革举措以73%的高票率顺利通过。

18岁投票年龄下限

三十年过去了，关于“适当”投票年龄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歇，但至少在瑞士，这个“最低年龄线”似乎暂时没有下行空间。关于允许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拥有投票权的提案时不时会被提出，但无一例外地被否决。议会去年就否决了其中一项提案；而包括最近的卢塞恩在内，已有八个州在公投中否决了这一设想。截至目前，格拉鲁斯州是唯一的例外，该州早在2007年就率先放行。

为何这项主张始终难有突破口？阿劳民主研究中心(Centre for Democracy Studies Aarau, ZDA)的一项新研究指出，问题并不在于青少年本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成熟度。调查数据显示，瑞士16至17岁人群与18至25岁人群在“公民自我认知”上的表现几乎相同：他们参与政治的意愿与年长者一样强，接触政治辩论的频率不相上下，甚至在获取政治信息方面比稍年长的同龄人还更积极。

对于该研究的共同作者罗宾·古特(Robin Gut)而言，这些结果令人意外。“我们原以为，16岁和17岁的年轻人对政治兴趣不大，因为他们尚未达到投票年龄。但最终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或者说差异非常小。”

测试案例

尽管研究表明年轻公民主观上已经“准备好了”，且参与热情可见一斑，但一旦真给他们投票权，他们到底会不会走出家门、投下那一票，仍是个未知数。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瑞士16至17岁青少年其实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投票年龄不变。在格拉鲁斯州，这个拥有独特“露天议政大会”(Landsgemeinde)制度的地方(见下文)，选民至今仍以露天集会的方式现场表决。自2007年起，当地关于青年参与政治的零星报道多持正面态度。不过，据古特在阿劳民主研究中心的同事估计，格拉鲁斯州的年轻人投票率整体仍低于年长选民，尤其是在涉及地方议题时更为明显。  

>>在格拉鲁斯州，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露天集会传统，至今仍能催生不少颇具新意的政治决策

放眼全球，阿根廷、奥地利、巴西、厄瓜多尔和马耳他等国家已在全国范围内将投票年龄下调至16岁。部分欧洲国家也在地方或地区层面实行了类似政策。而相关研究普遍反馈积极。例如在苏格兰，刚获得投票权的16至17岁年轻人在2014年独立公投中踊跃投票，事后也持续保持政治热情。欧洲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奥地利的16至17岁选民不仅投票率普遍高于年长的初次投票选民，其投票选择也与后者并无显著差异。

不愿投票的选民

不过，降低投票年龄并不是解决青年政治冷漠问题的万能良方。近期发布的《全球青年参与指数》分析了141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公民参与和政治指标等多个维度的表现，但并未将“降低投票年龄”视为特别关键的因素。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允许16岁青少年群体投票。该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梅里马克学院(Merrimack College)的基尔斯蒂·多布斯(Kirstie Dobbs)指出，整个指数中，“选举”这一维度反而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环。

她表示，年轻人(在此指15至29岁群体)“本身就对选举不怎么感兴趣”。

多布斯列举了几个原因。首先，年轻人往往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操心，比如职业规划、个人发展道路等。其次是对选举程序的信任感不足。比如多布斯曾在“阿拉伯之春”后到突尼斯进行研究，发现当地青年虽然有政治热情，却普遍认为选举程序受到腐败影响。即便是在奥地利这样体制成熟的民主国家，《全球青年参与指数》也指出，虽然降低投票年龄本身是个利好，但却被“对政党信任度持续下滑”这一问题所抵消。奥地利在该指数中排名第14位。

在此背景下，多布斯认为降低投票年龄本身并不能带来太大改变。“这是个不错的政策起点，但它的真正效果，还取决于周围的其他因素，”她说。比如家庭氛围、教育资源，以及所谓“社会资本”(即你在社区中融入的程度)都起着关键作用。多布斯还认为，政党和政治体系在数字化传播方面依旧未能有效触达年轻人。与此同时，围绕投票年龄的辩论，始终与像心理健康这类真正影响年轻人的问题隔着十万八千里。

“如果你连早上都无法让他们起床，又如何鼓励他们去投票呢？”

民主包容与正义

阿劳民主研究中心的古特也认为，降低投票年龄并非什么“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其对投票结果的潜在影响。据他测算，如果将投票年龄降至16岁，那么16岁和17岁的年轻人将占瑞士扩大后选民总数的2.4%，这一比例不小，但不足以在养老金改革等年长选民主导的议题上左右投票结果。年轻人或许只有在选情极其胶着时才可能产生决定性作用，比如2020年那场仅以50.1%支持率通过的新型战斗机采购案。

总体来看，古特仍坚持认为，从科学角度看，“没有理由反对降低投票年龄”。他指出，真正的障碍并不在于事实层面，而是出于政治考量：和安全政策、气候变化、养老金改革、医疗体系等相比，这一议题显然不在优先处理之列。古特补充道，年轻人缺乏强大的游说团体和资金支持，再加上缺乏跨党派共识，该议题基本仍属于左翼阵营的主张。

古特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投票年龄对民主正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下调投票年龄将向年轻人传递“他们被认真对待”的信号。另一方面，社会正日益显现出一个问题，年长选民对年轻一代握有过大的决策权。“从中长期来看，随着选民中位年龄逐步接近60岁，我们必须正视并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当然，仅靠降低投票年龄无法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它最多只能稍微缓解其影响。为了真正避免陷入“老年政治”格局，古特还提出了一些设想：例如引入“家庭投票权”机制，或是规定一项议案必须同时获得40岁以下选民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当然，他也坦言，这些想法比降低投票年龄更难实现。

(编辑：Benjamin von Wyl/sb，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