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了又走,却把恐惧留下
医学进步让西方世界已然忘却,人类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面临着病毒的威胁。此次暴发的新冠疫情让人们记起人类依然是脆弱的。它唤醒了我们久违的畏惧之心,一位医学史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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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来我们的社会深受疫情影响,人们对政府提出的或封城、或接种等措施褒贬不一。
这并不是人类首次面对严重疫情,与以往相比,新冠有什么不同?医学史学家Alain Bosson(英)外部链接对此做出了分析。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认为哪次疫情最严重?
Alain Bosson:中世纪的黑死病。西欧自6世纪以来,一直都未被黑死病侵扰,但在1347-1351年间,第一场大瘟疫来了。
某些地区黑死病导致了1/3-1/2人口的丧生,直至18世纪,瘟疫一直都断断续续。
瘟疫的流行迫使统治者采取措施。人们渐渐发现,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以及限行等措施可以逐步缩小疫情规模,此后再遇疫情时人们也大多采用此法。
对历史学家来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如今我们又观察到,人们对于大流行病的担忧与行为方式依然与以前没什么两样。
许多人都拿新冠与一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这两者有什么可比之处吗?
这两次疫情都是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规模也差不多,但黑死病不同。
例如瑞士在1918-1920年间据估算有1/3甚至1/2的人都染上了西班牙流感,感染率极高,比新冠的传播性强许多。
此外就没什么好比的。西班牙流感更让人恐惧,当时的人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
起初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黑死病的一种。如今我们已很了解新冠病毒,虽然尚有盲点。
最大的不同是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相当高,令不少20-35岁之间的青壮年丧生,而新冠病毒主要攻击的是老年人。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不少案例,都是孩子父母双亡,只能与祖父、外祖父母相依为命。还有一点更让人忧心:它摧毁的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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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有种感觉,好像与百年前的人相比,现代人更易陷入恐慌。
在我们如今生活的现代或后现代社会里,健康是极其重要的。每家都会为医疗保险付很多钱,相应的对医疗系统的期望也就高了。
20世纪初人类的预期寿命不过45-50岁,而现在已逾80岁。那时的孩子因分娩或儿科疾病等不可控因素,很多都夭折了。
人们普遍有一个心理预期,活到50岁就可以啦,这有些宿命的味道,但当时的人是不避讳死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听凭命运摆布。
西班牙流感实在让人害怕,因为病人死得太痛苦了。
人们非常恐慌,但尚能克制。当代人的反应要激烈得多,这是我们社会的缩影,因为现在人们忌讳谈死。
部分人反对打疫苗,甚至公开表示敌意。从历史上看是一直如此,还是一个新现象呢?
从一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欧洲起初打疫苗是为了防天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近百年来吞噬了上千万人的生命。
人们通过种牛痘,也就是这种病的轻微版来免疫。
虽然那时疫苗被看作万能药,但人们还不知道病毒。采用这种方法只是源于好的经验却并未得到科学证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疫苗可以激发免疫系统,但这并非毫无风险,19世纪只有勇敢的人才敢于接种疫苗。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狂犬疫苗的工作解释了一切、并为现代免疫学扫清了障碍。但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s)在德国首次尝试研发结核疫苗时却失败了,甚至导致病人死亡。
疫苗的历史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点至今仍停留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这是难以实施疫苗接种义务的原因吗?
瑞士政府唯一一次尝试实行接种义务是在1879年,联邦要为防疫立法。然而人民发起了全民公投并于1882年以80%的反对率否决了该法,主要就是不同意疫苗接种义务化。
有些州也试过,例如弗里堡曾在1872年5月14日推行过接种义务,但持保留意见的人太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接种了疫苗,该措施很快就取消了。
可以这么说,政府已经对“义务接种疫苗”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从古至今疫苗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患者的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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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纵观疫苗的历史还是逐渐走向成功的。
确实,二战后小儿麻痹和天花都已被消灭,从历史上看这是非比寻常的成就,是医学的高光时刻。
那时医学奇迹频出,1967年Barnard教授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那是一个为医学高唱凯歌的时代,人们甚至相信医学可以治愈一切。这种想法得到公众的赞同,那时的人们对医学非常信任。
然而随着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这种信任感被削弱,人们这才意识到,医学也是有边界的。与此同时各种疗法纷纷回归,它们被看作是更自然的治疗方式。
例如出现了私人产房,产妇不愿再在医院分娩。与此同时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攀升,有些人更相信天然医学。
从那时起质疑医生和卫生部门的声音开始多了吗?
是的,直到80年代医生的话都很管用。60年代时人们绝不会想到可以在媒体上质疑专家的意见。普遍来说政府的话是很有威信的。
如今人们似乎认为,所有的科学真理都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就拿疫苗来说,可以简化为“您是否相信疫苗的效果”这样的问题。
与之前相比,不轻信、批判性地看待问题固然很好,但在科学已证明和确立的事实面前,也有人挑起讨论,就会令人生厌,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科学的讨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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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德文:宋婷)
(Übertragung aus dem Französischen: Christian Raafla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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