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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些人來說要恢復常態很難

對許多人來說恢復常態將是受歡迎的變化,但並非人人都是這樣。
對許多人來說恢復常態將是受歡迎的變化,但並非人人都是這樣。 Keystone / Florian Kopp

疫情肆虐兩年後,生活即將恢復如常,但疫情已改變了我們的社會行為。心理療法醫師Carola Smolenski告訴我們,我們要做好什麼準備,新冠少年又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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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不堪重負的不僅有醫生和護士,還有全國的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因有自殺想法而被送往蘇黎世大學精神病學診所的青少年急劇增多。這可能是最明顯的證據,證明了歷時二年的緊急狀態為富庶的瑞士留下了多麼深的痕跡。

幸好隨著感染人數的減少和醫院醫療狀況的穩定,人們又可以開始正常生活了:但我們要再次學習如何適應嗎?有什麼能夠療癒我們,讓我們幸福地走下去?

哲學博士、心理療法醫師、瑞士心理學家聯合會(FSP)理事Carola Smolenski將告訴我們生活常態化的風險和機會。

瑞士資訊swissinfo.ch:Smolenski女士,疫情給我們留下什麼痕跡?

有些人的個人生活曾遭受創傷,在工作和家中受到過限制,亦或有過失控的感覺,那麼他們可能會持續感受壓力,失去安全感,包括在社會交往中變得不確定。

有些人說他們已忘記如何與人見面、結交新的朋友,在職場或私人生活中誇獎、問候別人,以及面對別人的讚揚作出反應,甚至不願與人有1.5公尺以內的接觸。我們必須重新練習、學會信任。

哲學博士、心理療法醫師、瑞士心理學家聯合會理事Carola Smolenski
哲學博士、心理療法醫師、瑞士心理學家聯合會理事Carola Smolenski © Hanspeter Baertschi

社會對疫情給心理造成的影響是不是關注太少了?

是的,有些基本需求沒有得到重視。人類不僅僅有吃、喝、睡等眾所周知的基本需求,還有心理方面的需求:在充滿信任感的關係中生活,經歷更多有趣的事,對生活有方向感、掌控感,還有知道自己往何處去,需要一種可以把握自己人生的感覺,以及得到他人的重視,積極的反饋等。

如果缺乏這類經驗呢?

科學上的假定是這樣的:如果這類基本的心理需求多次或長時間未被滿足、或遭到傷害,那麼我們的心理機制就會變得脆弱、不穩定,長此以往我們就很容易陷入心理疾病。

這種情況在疫情期間多有發生,因為在許多方面人們的基本需求都受到了傷害,甚至是持久性的。

能否舉個例子?

人們對近距離、充滿信任感的關係的渴望。我現在談的不僅僅指戀愛關係,還有諸如友誼,以及無論在工作中還是業餘生活中同事間經常發生的隨機的、毫無負擔的交流。

重回常態很難嗎?

大部分人都很堅強,在經歷過短暫的困難、不適應後會很快回歸正常。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會有困難,例如那些疫情期間或有意、或無意地減少了社會交往的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屬於高風險人群,失業,生活困頓,或者有隱性心理疾病等。那些患有抑鬱、驚恐症的人起初甚至反對在家工作,因為他們缺少在社會領域內克服恐懼和不安全感的經驗。對他們來說重返社會常態會很難。

從這場危機中我們能學到些什麼呢?

疫情告訴我們,我們要學會掌握“失控的生活”。雖然瑞士擁有先進的醫療系統、穩定的政治環境,大部分國民都有足夠的錢,享受著現代科技,但我們不可能掌控一切,情勢急轉直下並非不可能。這樣的情況讓很多人震驚、不知所措。

作為精神科醫師我們可以確認:疫情會讓人們更加重視心理健康。我希望這種“功效”能夠長期保留,讓人們更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經常且不羞於談起它,或許這是疫情能夠帶來的一點積極影響吧。

我們應該謹慎和有意識地運用自己的資源,加強預防,但如果自己搞不定,還要及時尋求專業幫助。

青少年受影響最大,疫情如何影響了他們?

今後“新冠一代”(青少年)這個詞可能就會出現在我們的詞典裡了。該群體要在種種限制中按照自己的年齡特徵長大成人。

他們在青春期遭遇了疫情,而這本該是尋求和獲得發展所需自主權的階段。但在這一重要的人生階段,他們卻很難逃離父母的房子,去嘗試新的社會交往,並體驗一段浪漫的感情。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大部分權利都受到了限制。

結果會怎樣?

研究明確顯示,大部分青少年深受其苦,他們有對未來的恐懼感、不安全感、抑鬱傾向,甚至萌生了自殺的念頭。

許多青少年在疫情結束後依然要面對心理健康問題。從一方面來看,這是一次機會,人們將不再忌諱談論心理健康;而另一方面,這代人可能會對健康、自我關照,以及面對他人、脆弱群體和年長一代的責任感特別敏感。

危機會不會讓這代人變得更團結,至少在面對全球挑戰時?

從本質上講,對我來說疫情不等同於創傷,但在創傷治療領域確實有一個概念叫“創傷後成長”,是在經歷過創傷後才形成的:如果有人可以積極地適應危機,並從困難中汲取營養成長、發展,就會變得更強大。

那麼如何幫助青少年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年輕人予以關注,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急需更多的自由空間,可以讓他們把在疫情期間受到限制,但在其年齡階段應享受的權益補回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即使已解禁也要關注人們的心理狀況,無論是孩童、青少年還是成年人。在我的觀念裡,如果疫情結束有人在回歸正常生活時面臨巨大挑戰,那麼我們應給予他足夠的專業援助,這是社會的責任。

(譯自德語: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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