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同性恋群体担心仇视情绪反弹
瑞士社会对酷儿群体的接受度很高，但大多数人认为“其他人”没有自己这样宽容，所以当有人对该群体出言不逊时，他们也不会站出来反对。在瑞士进行变性手术的人并不多，但政治家还是提出要对此进行更严格的监管，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了相关专家。
美国针对LGBTIQ+群体的政治宣传也在瑞士产生了影响-甚至涉及到了研究领域，苏黎世大学的塔贝娅·黑斯勒(Tabea Hässler)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围绕这一人群的歧视、自我伤害，以及围绕“儿童保护”话题的争议。
Swissinfo： 您的报告每年都会调查瑞士LGBTIQ+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对未来的期望。与往年相比，今年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塔贝娅·黑斯勒： 我们发现，暴力事件(虽然只是轻微暴力)有所增加；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下降。许多人今年首次表达了担忧，认为社会上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有可能出现“倒退”-也就是过去在法律保障和社会接纳度方面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再次被削弱。
这是瑞士LGBTIQ小组第六次深入调查，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苏黎世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黑斯勒(Tabea Hässler)和莱拉·艾斯纳(Léïla Eisner)希望利用纵向数据直观地反映瑞士的发展情况。
在本期调查中，共有6177人完成了在线问卷，其中5422人属于LGBTIQ人群。
今年，黑斯勒和艾斯纳计划开展一项国际比较研究，70多个国家有意愿参与其中。2026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将在苏黎世聚集，制作出一份适合全球的调查问卷，这些研究人员中包括来自加纳、乌干达、俄罗斯、匈牙利和美国等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同性恋群体正面对巨大的压力。
调查结果显示，在瑞士的青少年中，每两名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或双性人里，就有一人曾有过自我伤害行为。这是为什么？
研究显发现，缺乏榜样人物；亲身经历过歧视；以及看到过他人遭受歧视，都会导致青少年自我污名化。
许多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感到困惑。他们常觉得必须隐藏自己，才能避免受到排斥-这种持续的压力会对身心健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自我伤害往往是一种错误的应对方式，是一种在巨大压力下试图缓解情绪的手段。因此，酷儿青少年需要可信赖的倾诉对象、可见的榜样、以及在学校中真正接触和理解多元性别的环境。
事实证明，当酷儿青少年感受到来自学校、家庭和朋友的支持时，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都会明显改善。
瑞士在青少年保护方面做得还不够吗？
瑞士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许多州都采用的《 21号教学计划》虽然将这一话题纳入了范围，但是针对相关问题是否聘请外部专家协助，则完全取决于教师自己。问题在于，能接触到这些教学资源的往往是那些原本就对这一题目比较敏感、意识较强的教师，而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却接触不到。
许多青少年会很迟疑是否”出柜“，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一般而言，从青少年意识到自己是酷儿(LGBTQ)起，到他们第一次公开出柜，中间大约需要四年的时间。这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背后的主要是因为恐惧-例如担心父母会如何反应。尽管很多父母总体上对性少数群体持接受态度，但他们往往不会说出来，因为他们想不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是酷儿。
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许多人的出柜过程比他们原本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当然，也存在一些极端情况，比如孩子因出柜而被赶出家门，这在酷儿青少年中尤为常见。
男同和女同通常比跨性别者经历的歧视要少一些。但前不久瑞士福音人民党(EVP)的联合主席在出柜后因受到威胁而辞职了。如果歧视来自一个少数群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同事莱拉·艾斯纳(Léïla Eisner)主导过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探寻人们在看到两名男性在一起时，会怎么想。结果显示，人们的态度其实相当宽容，但他们却认为“其他人”不会像自己这么宽容。这种想法会导致人们在面对个别歧视性行为时不予理睬。例如，当有人发表带有贬义的议论时，他们不会站出来干预。
您批评说，对待酷儿群体和跨性别者的处理方式往往过于简单。能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青春期阻断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药物可以使用一年，让孩子赢得更多时间来做决定。这种药物不能长时间使用，因为会对骨密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一年之后就必须做出下一步选择。
传统的做法是先不干预，让青春期自然发生。但这会导致那些处在“错误身体”里的孩子抑郁，甚至出现自伤行为，严重的可能走向自杀。所以，等待也是一种做法，但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
问题在于，要做出决定的是一些年龄非常小的青少年们未来的发展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跨性别儿童的自我性别认知，其实与顺性别儿童一样，是基本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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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方社会中性别焦虑的情况明显增多。这是否也有可能是在某种程度的过分重视导致了重新认同自己原本性别的人数增加？
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的孩子在所有文化和历史时期都存在。数字上升首先是因为现在有更多人愿意公开；另一方面，关于性别认同的稳定性，这仍是一个需要更多数据支撑的议题。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青少年在时间推移中的发展情况。
困难在于我们在研究中，无法随意将青少年分配到对照组中进行随机对照。这也是我们在科研上必须面对的问题。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确定过程就像一个渐变的区间。我曾在美国参与过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对象是3-12岁的孩子，他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完成了性别转换，例如更改名字等。
在这些孩子当中，最后只有极少数后来又改变了自己选择的性别，大多数是从二元跨性别转向非二元。在我们与这些孩子进行的访谈中，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研究也明确显示，要想帮助她们，应为他们减轻压力；给予支持，而不是逼迫他们。
不再用二元的方式来理解性别，是否能减轻想要改变身体特征的冲动？
并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会使用荷尔蒙药物或接受手术，这要因人而异。但是一个人人都能完全按照他们真实的样子生活和感受的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顺性别、异性恋为规范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自动归入一个二元的性别框架。而当一个人每天都被贴上错误的贴标签时，当然会感到不适。跨性别者无非只是希望能够以他们真实的样子被接受而已。
在美国，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对酷儿群体施加了特别大的压力。而这种运动其实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活跃。那么，在瑞士我们能感受到哪些影响？
就科研界而言，这点尤其明显。在美国，这一领域的科研经费几乎被彻底切断，甚至有些数据被删除。许多人害怕再从事相关研究，任何与“女性”或“跨性别”有关的主题都会被做出了特别标记。我们有一些同行正在考虑离开美国。甚至已经波及到瑞士，有人在问：“瑞士在干什么？”现在涉及到这方面的合作，都会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影响。
像英国或瑞典等曾被视为比较进步的国家，近来也以“保护儿童”为由，限制了性别确认治疗。他们不允许未成年人接受手术，青春期阻断剂也只能在研究项目中使用。在瑞士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提案，您认为我们会跟随这种趋势吗？
从科学角度来说，让治疗伴随研究是好的。但如果把接受治疗的资格取决于是否参与研究，这在伦理上是行不通的。我个人就不愿意进行这样的研究。
在瑞士，只要未成年人具备判断能力，他们便可以同意接受医疗。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对跨性别青少年至关重要的领域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那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在瑞士，未成年人接受手术干预的情况本来就非常少，而且主要限于乳房切除手术，而且接受手术的年轻人往往已经接近成年。仅从这一点来看，也很难确定，瑞士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我认为随意设定一个年龄界限本身就很成问题。专业人士会与青少年或年轻人进行长时间的沟通，让他们充分了解治疗和手术的不可逆性。同时，持续评估什么才是最合适的应对方式也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对于双性儿童，至今仍然有未经本人同意，就对其实施非医学必要手术的情况-这显然侵犯了儿童的身体自主权。而瑞士政治层面在这一点上，却至今未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同时却想要限制跨性别青少年的治疗选择。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双性儿童进行手术，却又剥夺跨性别儿童接受性别确认治疗的可能性，这是明显的双标-也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考虑儿童的福祉。
LGBTIQ+
LGBTIQ+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人以及酷儿”这些群体的缩写，其中的“+”号表示还包括其他更多元的性别与性取向身份。
顺性别异性恋(Cis-heterosexuell)
顺性别异性恋指那些认同出生时所被指定的性别(顺性别)，并且被另一性别吸引(异性恋)的人。
酷儿(Queer)
“酷儿”是一个不带贬义的统称，用来形容在性别或性取向方面不完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人。
非二元(Non-binär)
非二元是指那些不将自己(或不完全将自己)归类为男性或女性的人，是一个涵盖多种性别体验的统称。
跨性别(Trans)
跨性别者指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的人，他们可能以不同方式表达或调整自己的性别。
双性人(Intergeschlechtlich)
双性人是那些出生时拥有无法被医学上简单归类为“男性”或“女性”的身体特征(例如染色体、荷尔蒙或生殖器)的人。
出柜(Coming Out)
“出柜”是指个人自愿公开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过程-可能向家人、朋友、同事或公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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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alz Rigendin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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