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乌克兰战争，先要读懂东欧史

1944年5月，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战争已经结束。这张照片的标题是：“生活仍在继续”。 Akg-Images / Voller Ernst / Chaldej

曾几何时，东欧历史在公众视野中几乎是个“冷门话题”。如今，它却频频出现在媒体、课堂与政策辩论中。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曾被视为“欧洲边缘”的地区。在德语世界的大学里，东欧史早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它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如今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

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东欧历史又引起人们的关注。欧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影响。这里是东欧历史学家法比安·鲍曼(Fabian Baumann)的分析。

就在几年前，说起东欧历史，人们还兴味索然，然而现在人们却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大多数人关心东欧历史，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即使在三年多之后，这场战争依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东欧历史学家也经常在相关辩论中受邀发表言论。然而，依然有许多人不知道东欧历史在大学中是一个专门的科目。

东欧历史研究：一门充满张力的学科

不仅是地理划分：所谓“东欧”，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政治、文化和身份张力的历史空间。不同国家对“东欧”的定义也常常不同。

东西欧的误解：在西欧一些传统叙事中，东欧常被描绘为“落后”、“边缘”甚至“危险”的地区，而东欧国家则强调自身的文化多样性与历史复杂性，反对被简化为“俄罗斯的后院”。

学科中的政治性：东欧史研究者常常需要在学术与现实之间游走-他们既是历史学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战争、民族冲突或外交争议中发声。

语言与档案的挑战：研究东欧历史往往需要掌握多种语言(如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等)，而档案资料的获取也受到政治局势影响。

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其他历史学科不同，东欧史研究常常与“正在发生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从苏联解体到乌克兰战争，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外部链接

东欧史因为有着地理独特性，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被设立为一个专门的体系，拥有单独的教席和研究所，虽然西欧、南欧和北欧历史也被研究和教授，但并未纳入这种机构设置。东欧史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地位有其历史渊远：与其他学科相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东欧的历史都直接与时事紧密相连。

东方政治

东欧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大学中一直有研究斯拉夫语言和文化的传统，其中也会包括历史方面的内容。在瑞士，艾尔莎·马勒(Elsa Mahler)就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 1938年她成为巴塞尔大学第一位此专业的教授。

另一方面，20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的多位历史学家扮演了俄罗斯和东欧问题专家的角色，其中一些人努力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做一些调停工作。另一些人则更愿意接受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奉行带有所谓民族主义色彩的”东方研究”，并宣扬一种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论调，即德国人作为”文化载体”一直统治着东欧，而斯拉夫人则 “低人一等”。

因此，许多德国东欧历史学后来卷入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体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德国又增设了东欧史的教席，但这些教席往往延续了之前的思想理论，只是将原来的民族主义色彩转化为反共立场。

在这期间，瑞士成立了一个东欧图书馆-最初只是一名反共”冷战分子”的个人行为，而如今，它已成为瑞士东欧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1945年后，美国为了摸清敌情，开始研究东欧历史，口号是“了解你的敌人！”在这些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中，有许多来自东欧的反共移民，如出生于波兰的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皮普斯(Richard Pipes)。

皮普斯与其他人一起组成了所谓的”极权主义学派”，主要钻研苏联体制的形成。尽管这一代历史学家往往拥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并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但他们的理论-苏联民众完全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科研中的苏联终结

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的左翼历史学家逐渐接触到了苏联历史。澳大利亚人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是这一”修正主义”一代的代表，在她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她证明虽然斯大林主义极端暴力，但实际也为社会某些群体发动改革提供了切入点。修正主义学说建立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关系变缓的基础之上，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对历史的描述也发生了改变，苏联人民不再只是“默默承受”的形象，而成为拥有政治行动力的民众。

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增强了人们冲破苏联体制的意愿。瑞士人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在此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从1982年起在科隆执教，后来又到维也纳任教。卡佩勒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伏尔加河地区讲突厥语和芬兰语的小民族，后于1992年发表了在该领域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报告-“俄罗斯，多民族王国”。

1988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乌兹别克斯坦与马克思集体农庄的工人会面。 Ria Novosti

他为这个学科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调-沙皇帝国和苏联与西欧那些殖民帝国一样都是多民族国家。卡普勒还是最早认识到研究乌克兰历史的必要性的人之一，乌克兰是苏联解体后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他与他的博士生一起进行的研究，为2014年后出现的围绕乌克兰的广泛德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政治因素导致了研究资金的削减-因为人们对俄罗斯这个地缘政治对手的兴趣开始变淡-但在许多领域，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堪称是东欧历史的新起点。一方面，西方历史学家突然被允许查阅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也突然可以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观点。

专业的多样化

那个时期，尽管有一些前共产党体制内的东欧历史学家极为简单粗暴地采用了颠倒黑白的方式，撰写了“无懈可击”的民族主义编年史。但总的来说，东西方的相互开放的确带来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就算在俄罗斯，至少思想讨论变得带有民主化色彩了；而那些年，许多西方研究人员也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的民间社会及其历史。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分高估了俄罗斯制度的变通性。

自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以后，东欧的乐观时期宣告结束。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不久，德国东欧史学家卡尔·施洛格尔(Karl Schlögel)进行了自我反思，提出调整该学科的方向：将研究重点从俄罗斯身上，转向历史上在俄罗斯帝国主义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国家。

在随后的几年中，瑞士也设立了以乌克兰历史为核心的新领域，例如巴塞尔大学的”乌克兰研究”计划。越来越多的德语大学也开始开设乌克兰语科目。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东欧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尽管几乎无人质疑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一种罪行，但对于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却存在分歧。与过去一样，讨论的主题依然集中在：虽然近几十年来东欧历史不断开放，但东欧历史的研究中是否依然以俄罗斯为主。因为，直到最近，许多历史学家著书所参考的资料，依然以俄罗斯国家档案的资料以及俄语资料为主。

因此，苏黎世大学的博塔科兹·卡西姆别科娃(Botakoz Kassymbekova)和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弗兰西斯卡·达维斯(Franziska Davies)等历史学家呼吁，将这一科目向后殖民方向转型，要像批判西方帝国主义一样，对俄罗斯和苏联帝国主义的行为进行批判，同时更多地从被统治的民众角度出发进行阐述。

与所有历史一样，东欧史始终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尤其会直接受到时代政治论调的影响。然而，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一门学科的内容往往取决于许多因素：获取档案资料的可能性；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每一代研究人员的个人成长经历。由于目前该地区存在政治和军事冲突，所以在短期内，东欧历史学家之间的唇枪舌剑不会停止。

(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