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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使用智慧型手機,是一種生活選擇,更是一種政治表達

隨著生活方方面面日益數位化,有些人只想「緩緩,喘口氣」。
隨著生活方方面面日益數位化,有些人只想「緩緩,喘口氣」。 Str / Nurphoto

在人人低頭刷屏的時代,“不上網”成了一種反叛。離開手機,他們並沒有“脫軌”,反而找回了自由與專注。距離第一部iPhone 的問世已近20年,我們與一位退休行政人員、一位記者和一位哲學家進行了對話,聊聊他們為什麼至今堅持不用智慧型手機,聽聽他們如何解釋這個看似“逆流而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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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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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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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當外形方正的手機風靡全球時,比特·哈斯勒選擇不買手機。

當時40多歲的哈斯勒是伯爾尼州朗根塔爾當地足球俱樂部的青訓總監。他說:「那可是個大項目,整整有300個孩子!孩子們的家長總想找我聊點什麼。如果我那時買了手機,恐怕就要隨時待命、永無寧日了。於是我乾脆就不買。」

三十年來,諾基亞3210s淡出人們的視野,iPhone手機成為主流,但哈斯勒始終不為所動。無論是在銀行、行政部門的工作,還是面對親友的“勸入手”,他始終堅持信念原則:自主掌控生活,拒絕“時刻在線”的荒唐要求。

到了2025年,像哈斯勒這樣的人已經成為“稀有物種”:他們堅持盡可能“離線”,甚至根本不願意把網絡世界揣進口袋。對這群人而言,二維碼和App永遠比不上一次真正的面對面交談。

柏林一座年久失修的公共電話亭,幾乎已成古董。
柏林一座年久失修的公共電話亭,幾乎已成古董。 Caro / Eckelt

工作壓力增大,“胡說八道”充斥網絡

哈斯勒的立場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例如,在瑞士關於“離線生活權”的廣泛討論中,他並不一定會說“離線生活必須受到保護”,因為這聽起來更像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

就個人生活而言,過去30年,他幾乎沒遇到任何麻煩。唯一讓他稍微不便的,是為了避免使用網路銀行,他最近決定轉而使用一家服務更貼心、仍保留櫃檯業務的小型地方銀行。但總體而言,他“這幾十年一直過的都還挺好。”

比特·哈斯勒
比特·哈斯勒 zVg

不過,現年70歲的哈斯勒已經退休,他確實擔心數位化的某些面向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工作壓力增加。他認為,由於只需點擊一下滑鼠就能收到電子郵件,因此人們面臨著不斷提高工作效率的壓力。

哈斯勒也擔心人們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越來越多。“網路上有太多胡說八道的內容,”他說,「人們的自我約束能力也大不如前了。以前你要批評、冒犯一個人,還得當面說出口;現在動動手指就能發出去,說話也越來越肆無忌憚。」至於新聞和時事,他還是更信任手邊的兩份紙質日報。

同時,哈斯勒認為,如今許多年輕人-尤其是他常照看的三個孫子孫女-一邊刷手機,一邊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一個“虛擬的平行世界”。

讓他最擔心的,是網路世界裡充斥著不實資訊、幻想、甚至深度偽造的內容,這些東西雖然不真實,但一旦長期接觸,反而容易被當作現實接受。他認為,應該設立明確的規則來保護兒童。“例如,在校園內全面禁用智慧型手機,或規定16歲以下青少年禁止持有手機。”

並非只有科技恐懼症患者才會不使用智慧型手機

在這方面,哈斯勒並不孤單: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2%的瑞士人支持在學校停用智慧型手機。瑞士政府隨後表示,對16歲以下青少年禁用社群媒體的建議持開放態度;澳洲早在去年就已率先實施這項措施。

總的來說,雖然哈斯勒覺得,在這個「萬物互聯、全民上網」的時代,自己的觀點顯得格格不入,但事實上,他可能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邊緣化。

尤其是在兒童這個議題上,全球都在熱議:智慧型手機對心理健康究竟有多大影響?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焦慮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一書曾在2024年一度登頂美國暢銷書榜,儘管該書的研究方法受到質疑。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對此議題憂心忡忡。

當然,受影響的遠不止兒童。社群媒體和人工智慧助長假訊息、催生民粹主義,已成為全球各民主國家普遍關注的議題。如今,「減少螢幕時間」已經成了新潮流。甚至連曾經帶有貶義的“盧德分子”(Luddite)-這個名詞原本用來形容工業革命時期砸紡織廠機器的工人,現在也被“回收​​再利用”,成了那些希望減緩數字化洪流、尤其反對AI衝擊就業崗位的人的自稱。

在本文撰寫過程中,哈斯勒從“完全斷聯”轉為“有限連接”,因為他的孩子們給了他一份意想不到的禮物:一部簡易的諾基亞手機,專門用於緊急情況聯絡。

不過,他依然是個“異類”。在2025年,沒有手機並不稀奇,沒有智慧型手機才是稀奇。

即便是像哈斯勒這樣上了年紀的一代人,也早已加入「智慧陣營」:2020年,Pro Senectute集團組織的調查顯示,瑞士65歲以上老人中有69%已擁有智慧型手機。 2023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所有年齡層中,行動裝置的使用已是家常便飯、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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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自然世界

然而,根據瑞士法語廣播電視RTS去年報道,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試圖擺脫時刻在線的束縛,老式“啞巴手機”(如哈斯勒現在使用的這種手機)的銷售持續走俏。

瑞士左翼刊物《週報》(Wochenzeitung)的記者貝蒂娜·迪特里希(Bettina Dyttrich)就是這樣一個人。

45歲的迪特里希說,自己從小就不喜歡打電話。後來她逐漸意識到,不被隨時隨地連結上,對自己來說很重要。而在幾年前,她終於向朋友“妥協”,買了一部最基礎的、沒有連網功能的手機。

不過,她絕對不考慮智慧型手機。在迪特里希看來,人類從電腦到手機的過渡,比網路本身的誕生更像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嶺。而她選擇不踏入這道分界線的另一邊。 「對我來說,上網就是坐下來,打開電腦。這樣我可以接受。」她說,「但如果連坐公車、躺床上、走到哪都在上網,那我真的是受不了。」

貝蒂娜·迪特里希
貝蒂娜·迪特里希 Florian Bachmann

迪特里希說,身為一個“神經敏感”的人,不斷湧入的訊息會讓她不知所措。為了保持內心平衡、專注創作(她主要寫關於生態問題的深度文章),她必須能夠集中精力,還需要與自然保持真實連接。

「我需要水,需要樹,需要山,也需要動物和人。我真的不理解,有些人居然能靠網上圖片就覺得滿足。我必須親身在場,感受到我就在這個地方,身邊河流的源頭就在那兒。我們如何與空間和地點互動,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我們,這些東西是我生活和寫作的核心。」

哈斯勒“抗拒科技”的本能影響到他對科技和社會的看法,與哈斯勒一樣,迪特里希的感受不僅是個人情緒,更是對當今社會的一種回應。

首先,她最擔心的一點,是人們越來越疏遠大自然帶來的後果。生物多樣性正在日漸減少,但同時,許多人甚至不知道某些物種的存在。她說:「你不會懷念一隻你從未聽說過的鳥。」

在看似無邊無際的數位世界裡,人們很容易忘記,自然所能承受的極限雖然被人類“逐漸抬高,但它始終存在”。在時刻鼓勵消費(包括網路消費)的經濟體系中,她擔心人們越來越看不到這些隱藏的“紅線”。

缺乏廣泛討論?

因此,虽然她意识到个人选择不使用智能手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迪特里希说她的动机很明确:“这背后是一种政治立场。”

不过,她希望当前社会对这一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在她看来,学校里的讨论是一回事-她和哈斯勒一样,都支持在课堂上设定明确的“模拟时段”,回归非数字化的互动体验。

因此,雖然她意識到個人選擇不使用智慧型手機並不能改變什麼,但迪特里希說她的動機很明確:「這背後是一種政治立場。」

不過,她希望當前社會對此問題展開廣泛討論。在她看來,學校裡的討論是一回事-她和哈斯勒一樣,都支持在課堂上設定明確的“模擬時段”,回歸非數位化的互動體驗。

但她認為,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人們往往不敢談論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擔心會打破消費習慣,被貼上“逆潮流”的標籤,更怕直面自己對數位世界的依賴成癮。迪特里希說:「我知道自己挺幸運的,不容易被這種思想束縛。我經常聽到有人說,他們盯著屏幕的時間太長。但與此同時,他們又覺得,好像’不上線’就是不正常。」

外部内容

她也指出,部分左派對數位化的批評往往顯得太過單薄。「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論調是:技術本身沒錯,錯的是誰在掌控它,」她說,「但這種說法太過簡單。技術本身就會引發政治問題,我們應該深入討論:哪些是我們願意接納的部分,哪些則應該摒棄。」

當然,批評科技並非像迪特里希這樣的左翼群體的專利,例如,一些自由主義者就擔心電子支付會導致現金的徹底消失。右派的瑞士人民黨(Swiss People’s Party)雖然整體上反對數位領域的監管,但出於安全原因堅決反對電子投票;瑞士人民黨的青年組織也明確反對瑞士推出新的電子身分證。

數位科技不是問題,掌控科技的機構才是

馬爾切洛·維塔利-羅薩蒂(Marcello Vitali-Rosati)說:「問題不在於技術。」這位蒙特婁大學的哲學家本身也是一位技術高手,親手從零組裝了一台電腦,使用的是獨立硬體和作業系統軟體。

維塔利-羅薩蒂說:「真正的問題在於,技術越來越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而國家作為“客戶”,越來越依賴這些技術。

正因為如此,他選擇不使用智慧型手機。

馬爾切洛 ·維塔利-羅薩蒂
馬爾切洛 ·維塔利-羅薩蒂 Louis-Olivier Brassard

對維塔利-羅薩蒂來說,這種狀況逐漸侵蝕民主的根基。例如,要使用某些公共服務時,卻必須使用私人軟體,例如下載一個只能在科技巨頭系統上運行的應用程序,這在他看來,就像是“在麥當勞裡召開公共會議”。

“民主的本質,是由人民來做主。人們應該是他們使用的技術的擁有者和決定者。這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於『誰擁有話語權』的問題。”

註銷帳號,還是重新學習?

關於如何建構一個更民主的數位未來,人們的點子從不缺:例如,建立一個全民共享的社群媒體平台,或是讓使用者有對自己資料的控制權。但哲學家維塔利-羅薩蒂指出,真正可落地的方案卻寥寥無幾,因為「現有的民主機構對此思考不夠」。他補充道,各國政府以「反正人人都有手機」為藉口,依賴大科技公司現有的基礎設施。

在他看來,因應措施應包括兩個面向。而且,絕對不是“人人把智慧型手機丟掉”這麼極端。

首先,國家應該大力推動“數位素養”教育,讓大眾真正理解自己在網路世界裡的權利,知道哪些該做、哪些可以不做。其次,正如他在新書中所強調的,我們需要摒棄“效率越高自然就越好”的想法。數位化並不是越快越好,有時“卡一下”,“慢一點”,反而也有好處。

對維塔利-羅薩蒂來說,不用智慧型手機就是一個有益的缺陷。他表示,因此而出現的一些日常小麻煩-例如,在不使用WhatsApp的情況下與遠在義大利的母親聯繫。但這恰恰能引發思考、帶來啟發。

羅薩蒂說:「這迫使你停下來思考:分析當時的場景,了解背後的利弊,並找到另一種做事方式。為此,你必須更深入地理解技術本身。這個過程能提高數位素養;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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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Domhnall O’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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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Benjamin von Wyl/sb,圖片蒐集:Vera Leysinger,編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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