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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女性主义外交政策?

2016年9月25日周日,为庆祝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游击队员们在哥伦比亚南部的Yari平原地区载歌载舞。 Copyright 2016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0年前,联合国安理会出台了一项旨在促进女性参与冲突预防、和平进程与安全政治的决议。这就是第1325号决议,它成为了发展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专家们批评说,女性的参与依然只不过是为外交工作锦上添花。

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09月17日 - 09:00

当哥伦比亚举行和平会谈时,女性活动家利用联合国第1325号决议向政府和FARC的游击队施压(英),让女性也参与到对话中来。双方于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最终顾及到了女性权益。

虽然哥伦比亚对和平协议的贯彻不甚满意,但女权运动却依然在敦促协议的执行,因为协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2015年的一项研究(英)显示:如果和平进程中有女性加入,那么和平持续15年以上的可能性就会增长35%。

大家都好才有真和平

“第1325号决议受到了全球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欢迎,”瑞士和平基金会(swisspeace)的Leandra Bias(英)说:“她们表示,她们的需求在原有的安全政策中并未得到体现”。

Bias的游说工作结出硕果: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通过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女性、和平、安全”决议。这项1325号决议也成为了发展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和联合国1325号决议20周年

庆祝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的会议(德)将于9月17日在伯尔尼召开。这也为10月31日庆祝“女性、和平、安全”决议出台20周年打了前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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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旨在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Bias说:“只有当所有人都过得好,才能在稳定、没有暴力的情况下获得真正的和平”。这其中还包括少数族群的参与、与贫困作斗争,以及享有受教育和健康保障的权利等。

卢塞恩州的瑞士人民党(SVP)国民院议员Yvette Estermann zvg

什么是女性主义外交政策?

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概念涵盖似乎很广。

“当我初次听到’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这个概念时,我很惊讶。之后我查阅资料并意识到,它指的是女性在外交政策与促进和平工作中所代表的一种特色”,卢塞恩州的瑞士人民党(SVP)国民院议员Yvette Estermann说,她也是国民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这个概念有点不合适,它的名字应该是’人道主义外交政策’。”

“树立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这个概念绝对不是失败的,”与她意见相左的是圣加仑州的瑞士社会民主党(SP)国民院议员Claudia Friedl,她同为国民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员。

圣加仑州瑞士社会民主党(SP)国民院议员Claudia Friedl © Keystone / Gaetan Bally

“它是要将维护妇女与少女的人权,也列入到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当中”。这与两性平等、保护人权、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平与安全都有紧密联系。“我相信,只有一直尊重女性的看法,外交政策才能获得成功,”Friedl说。

Ostermann也认为,当有女性加入时,和平进展会更顺利。“女性的行事方法更人性化,她们更看重未来和后果。因此让她们加入到和平谈判与和平任务中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Bis说:“如果谈判者都奉行以暴制暴,那么和平也不会长久稳定;必须有民间力量的参与,用期盼和解、温和的态度才能解决问题,而大多数情况下满足这些条件的是女性”。

决议的执行情况

“签字是一码事儿,贯彻又是另一码事儿,”Estermann说。我们需要有人用一腔热血来贯彻这个决议。

“虽然安理会继续支持’女性、和平与安全’行动,这很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女性主义外交政策中心(CFFP)的联合创始人Marissa Conway说。决议已签署了20年,但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依然只能参与和平谈判后的事宜。

特别在“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的独裁政治人物对多边主义机制强烈排斥的情况下,” Conway说,为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设立一个框架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让各国、各组织的联系更为密切和融洽,才能共同保护人权。

“持久保障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框架,让所有的政治决议都以保护女性及少数族群的权益为核心,而不是把这当为附属,”Conway说。

成就与不足

Bias说,协议将性暴力-无论是针对女性,还是越来越多针对男性的,在国际上都定义为战争手段,并要接受审判,这就是一项成就。

但她批评说,北部(发达)国家在实施决议时,仅把它当作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这是一种僵化的认识,认为只有南部世界的女性是需要拯救的。这是殖民地印象的固化:深棕色的女性被白人男性所救,因为深棕色的男性太暴力。”如果有人认为瑞士国内根本没有性暴力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一种僵化的看法。

Ostermann则认为:“在中欧的文明世界里,女性已经可以充分参与各种活动。我们可以选举与被选举,我们可以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可以上学,”这位国民院议员说。

“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的有些女性还不被允许、或不能做这些。因此我们要帮她们赶上来,我们也正在这么做”。

瑞士做的如何?

瑞士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女性、和平、安全”决议的行动计划,并进行了相关报道。目前的行动计划是,未来几年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到谈判队伍中,并向冲突地区派遣更多的瑞士女性调停官员。还有在瑞士军队、警局、军队司法部门和安全政策与和平任务中提高女性比例。

Leandra Bis负责协调KOFF“民间组织协助贯彻执行瑞士1325号国家行动计划(英)”的项目。其目的是,让政府在执行行动计划时,也将民间组织的知识和经验考虑进去。

瑞士于1956年向女性敞开了外交部的大门,是欧洲的最后一名。直至最近几年瑞士外交部门的女性职员数量才逐步上升。

Friedl认为在贯彻决议方面瑞士做的“还行”。例如瑞士支持叙利亚女性参与和平谈判。“这只是个开始,虽然也很重要,但做的太少了”。而且这和瑞士政治的大方向似乎有点违和:“一方面在危机出现时要促进和平、斡旋;另一方面又在出口武器”。

Ostermann非常赞赏瑞士向科索沃派遣的维和部队中有20%的女兵,虽然女性在瑞士军队中只占1%。“瑞士完成了它的家庭作业,”Estermann表示。

虽然人们批评瑞士在“女性主义外交政策”上做的并不好,但在有些方面却是领先的:瑞士外交部(EDA)与非政府组织瑞士和平基金会(Swisspeace)共同合作贯彻联合国决议。像这样民间组织以平等的身份直接参与进来,正是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此项决议所倡导的:要加强民间组织的力量。瑞士外交部甚至资助了非政府组织的影子报告,相当于自己买单批评自己。

向和平问题研究者Leandra Bias提出的三个问题

男女不平等会导致战争吗?

会的,但我们不会直说这是由两性关系不平等引起的,而是因为性别也是一种等级,这是由权力结构引发的。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对拥有统治权的雄性的崇拜。战争或冲突把这种崇拜推向极致。男人们要体现这种“雄风”,并且希望“雄风”能够被看到。所以他们会用暴力来征服男性和女性,正如我们在战争中所经历的那样。在军队里,士兵被造就成“男人”。这种军事化就是“象征性拥有主权”的极致。我们知道,所有国家都被打上了性别烙印:男人要战斗;而女人要为国家繁衍。只要还存在着这种崇拜,我们就可以说,冲突的衍生都有两性关系的原因在里面。

女性更人道吗?

这个问题是女权主义要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女性主义理论和其对历史的解读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70年代开始出现了女性立场,其观点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女性的经验是不同的,虽然它也是社会造就的;但社会和学术界需要重新考量女性经验,因为它同样有很大的价值。随后出现了Judith Butler那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她说:“男性和女性并不能被平分为两部分”。这之后又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她们说:如果没有厘清殖民主义的历史,就遑论性别问题”。

我这一代的女性主义是与女性主义的和平政策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尝试把性别不仅仅当作性别去思考,而是把它放到其他的权力结构中去。女性并非理所当然地更平和。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女性角色,还有全球的权力架构。我们要从手中没有权柄的那些人的视角去思考,而这其中许多都是女性。

特别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人说女性更有责任心。然而目前比较广泛的共识是,男性与女性其实是一样的,这是否矛盾了?

在科学上达成的共识是:男性与女性是一样的,是社会造就了他们的差异。

有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话题是:女性国家领导人可以带领人民更好地度过新冠危机。然而最新研究显示,真正重要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国家才会让女性当选。重要的并不是女性在领导,而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完善的福利体系。当人们拿这些国家的男性和女性领导人作对比时,就会发现他们毫无区别。问题并不是:女性是不是更好的国家领导人,而是哪些国家让她们掌权?

这也有别于我们之前的性别印象,女性领导人更有把握、更冷静地带领人们度过危机,而像特朗普或波索那罗那样的男性领导人却漫不经心。所以媒体才会对此进行大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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