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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故事:瑞士對政治犯的援助有多大影響力?

在瑞士派駐全球的外交代表機構中,有四分之一設在威權國家。
在瑞士派駐全球的外交代表機構中,有四分之一設在威權國家。 Kai Reusser / SWI swissinfo.ch

儘管保持中立,瑞士仍積極在非民主國家倡導人權,包括對政治犯施以援手。然而,隨著全球威權領導人日益自信,瑞士面臨一個兩難:如何真正發揮影響力,讓世界聽到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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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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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擁有瑞士與白俄羅斯雙重國籍的娜塔莉婭·赫爾舍(Natallia Hersche)在明斯克度假時,參加了一場未獲政府批准的抗議活動並傷及一名警察,她也因此被捕。

她被指控在拉扯該警察頭套時對他造成傷害,最終被判處兩年半監禁。在服刑17個月後,她於2022年2月18日獲釋。

2022年2月18日,在瑞士聯邦外交事務部副國務秘書約翰內斯·馬蒂亞西(Johannes Matyassy,中)與瑞士駐白俄羅斯前大使克勞德·阿爾特馬特(Claude Altermatt,右)的陪同下,在白俄羅斯服刑17個月的赫爾舍抵達蘇黎世機場。
2022年2月18日,在瑞士聯邦外交事務部副國務秘書約翰內斯·馬蒂亞西(Johannes Matyassy,中)與瑞士駐白俄羅斯前大使克勞德·阿爾特馬特(Claude Altermatt,右)的陪同下,在白俄羅斯服刑17個月的赫爾舍抵達蘇黎世機場。 Afp Or Licensors

赫爾舍否認了所有指控。白俄羅斯人權組織認定她是政治犯。在她被關押期間,瑞士外交部始終與赫爾舍及其家人保持緊密聯繫,爭取她的釋放。

「瑞士向赫爾舍提供了領事援助,儘管雙重國籍者通常無此保障。瑞士駐明斯克使館的代表多次前往監獄探視她,」外交部表示。

通常瑞士僅向非雙重國籍公民提供領事援助。 2022年2月,時任輪值聯邦主席的外交部長伊格納西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社交平台X上宣布赫爾舍獲釋的消息:「我很高興瑞士的外交努力終於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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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政治犯

無論政治犯是否瑞士公民,爭取他們的釋放是瑞士常規領事服務的一部分,也是其在海外推廣民主政治使命的一環。

瑞士在援助政治犯方面積極主動,尤其是在俄羅斯、中國等威權國家。這種援助包括發表官方政治聲明、探訪、會見異議人士等形式。

在赫爾捨一案中,瑞士領事安排她從監獄直接被送往機場,登機返回瑞士。

湯瑪斯·博勒(Thomas Borer),前瑞士駐德國大使
湯瑪斯·博勒(Thomas Borer),前瑞士駐德國大使 Courtesy of

「瑞士不會透過軍事手段參與衝突,但始終以政治和經濟方式反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的前瑞士駐德國大使托馬斯·博勒(Thomas Borer)介紹說。

瑞士也與中國、伊朗等國定期舉行雙邊人權對話,面對侵犯人權議題。

這種機制得益於瑞士在日內瓦的多邊關係中心,這裡聚集了許多聯合國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例如,在2022年伊朗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期間,瑞士仍與伊朗保持人權對話。同時,瑞士也支持那些援助伊朗在押女性的非政府組織,這些女囚中包括因反對強制戴頭巾法而被捕的女性。

總部設於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ICRC),也常斡旋於衝突各方之間,促成戰俘、在押人員與人質的釋放或交換。

瑞士也在日內瓦啟動了一個獨立機制,專門調查敘利亞失蹤人口的命運,其中許多人都是前阿薩德政權關押的政治犯。瑞士也定期向聯合國相關機構提供志願捐助,用於調查人權侵犯行為。

雖然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也公開聲援政治犯,但瑞士因其龐大的外交使團網絡而格外突出。中立地位也讓瑞士成為對立各方信任的合作夥伴。

瑞士在全球共有141個外交代表機構,其中34個設於威權國家。瑞士作為一個小國,這樣的規模堪稱龐大-以絕對數量來算在全球排名第19位。

作為經常召開國際和平會議的東道主國,瑞士也為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舉行閉門會晤提供便利。去年就有這樣的例子:在蘇丹內戰爆發16個月後,瑞士外交官與美國共同在日內瓦附近圍繞蘇丹問題組織了幾次談判。在這一進程中,多名外交官為反對派與遭迫害的民間團體提供了一個和衝突各方展開非正式對話的秘密交流平台。

瑞士也可擔任“委託保護國”,即瑞士可以代表無外交代表機構的某國在國外發聲。

這種身分為瑞士開闢了與多國政府獨特的溝通管道,也使其有能力間接表達對人權侵犯行為的關注,包括反對派人士被捕等問題。

成效受質疑

隨著中俄等威權國家在國際機構中影響力的上升,非政府組織開始質疑瑞士外交及其影響力的成效。他們認為,瑞士這樣的國家在聲援人權方面應更加公開與直言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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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約有70多個國家關押著數萬名政治犯-這無疑在提醒人們,威權鎮壓並非歷史遺跡,而是正在擴散的全球現實。一些有關政治犯的關押與釋放的討論如今在幕後進行,這是應獨裁領導人要求、避免輿論聚焦的結果。由於保持中立,瑞士通常無法公開選邊站隊,因而在某些議題上顯得比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更為低調。

2024年2月,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i Navalny)在獄中身亡,瑞士政府克制地表達“關切”,而未正式譴責(見下方瑞士外交部用法語發布的推文)。

外部内容

這種謹慎的表態引發國內批評,但部分專家認為,這是為保留瑞士在俄烏衝突中作為潛在調解方的角色。

「瑞士極少主動挑釁。歸根結底,促使侵犯人權的政權改變行為方式的唯一途徑,是國際社會長年累月在政治、媒體、尤其是經濟上的持續施壓,」博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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跬步亦有價值

儘管閉門外交或與異見者會面往往成效有限,但這類行動也非徒勞無功。

「公開的姿態傳遞強烈的輿論訊號,能提升全球關注。而瑞士相對低調的做法……常可保留持續接觸與逐漸推進的可能性,」博勒補充道。

瑞士外交部發言人告訴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瑞士仍在持續推動人權事務,並始終倡導言論自由與侵害行為的追責機制。「瑞士及瑞士駐白俄羅斯大使館已呼籲無條件釋放所有被任意拘押人員,」這位發言人在談到對白俄羅斯外交事宜時透露。

雖然瑞士目前未與白俄羅斯進行人權對話,但外交部表示,瑞士定期在雙邊交流與多邊論壇中提到白俄羅斯的人權狀況。在赫爾舍案中,瑞士領事的持續施壓促成了她的減刑。赫爾舍回憶說,瑞士政府當時是她「精神上的支柱」。

「時任大使阿爾特馬特從我被拘押之初就定期來探視-調查階段每兩週一次,判刑之後每月一次。他是我了解外界的主要信息來源,」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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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獨立捍衛人權媒體組織OVD-Info和俄羅斯人權團體「紀念」(Memorial)提供的資料庫,俄羅斯的政治犯人數不少於1600人。

瑞士與這些組織中的一部分保持聯繫,儘管此舉令其與莫斯科關係緊張。這類聯繫包括非正式的外交會面,如邀請他們共進午餐或在國際會議中會面。其中一位人權活躍人士是俄羅斯反對派政治人物、克里姆林宮批評者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在2022年4月被捕前,他曾與瑞士大使共進午餐。

2022年10月10日,卡拉-穆爾扎在莫斯科巴斯曼尼法院的被告席上。
2022年10月10日,卡拉-穆爾扎在莫斯科巴斯曼尼法院的被告席上。 Afp Or Licensors

「那次午餐上我們談到,之前我與瑞士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大使女士當場邀請我訪問伯爾尼,與瑞士聯邦外交事務部領導層會面,討論歐洲議題、人權事務以及雙邊關係等,」卡拉-穆爾扎回憶道。

他已於去年8月獲釋。今年2月,他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人權與民主高峰會,呼籲在未來的俄烏和平協議中,應納入釋放全部戰俘與被綁架烏克蘭兒童的內容。

2021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獲獎者俄羅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與菲律賓的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自拍合影。
2021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獲獎者俄羅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與菲律賓的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自拍合影。 Copyright 2021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當被問及瑞士在為政治犯及推進人權方面做得是否足夠時,曾任俄羅斯《新報》(Novaya Gazeta)總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表示,瑞士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日內瓦這個人權事務的中心。「瑞士可以讓常駐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及國際紅十字會的各國代表機構更多地參與進來,進而促成政治犯的交換或特赦。」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外部链接對“政治犯”的定義是:「因行使其根據國際法所享有的人權而遭拘押或監禁的個人,這些權利包括和平集會、宗教自由、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其中也包括倡導和平的社會或政治變革,以及批評政府政策或政府官員的自由。」

《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指出,「嚴格從法律角度定義’政治犯’目前幾乎不可能」,大多數所謂“工作性定義”都承認此概念與權力結構緊密相關。

在不少國家,被關押者所面對的指控往往是“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或“散播假訊息”等刑事罪名,而非直接顯示“因政治立場而遭拘押”。正因如此,許多本該屬於政治犯的案件常常被“合法化”處理。

這現狀不禁令人深思:誰有權決定“政治犯”?當法律成為政治工具的替代路徑,社會應如何重建一個可供爭議案件走向公開與正當裁判的製度空間?在資訊不透明、司法缺乏獨立的體系下,這類案件往往陷入“不知在押有誰”、“何罪為何判”的盲點裡-這本身,或許就是一場更深層的製度性問題。

(編輯:Virginie Mangin/ac,編譯自英文:小雷/xy,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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