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繁榮，誰決定誰？

通往繁榮的快車道？中國在維持威權體制的同時，國內生產毛額和基礎建設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上圖是2025年1月南京市高鐵站的空拍畫面。 Afp Or Licensors

幾十年來，「繁榮的承諾」一直是推動全球民主化的重要論點。然而，近期這一敘事已陷入被動-即便瑞士這樣的成功案例擺在眼前。今天，當中國等權威體制國家在經濟上不斷崛起，而西方民主國家卻飽受內部分歧與成長乏力困擾時，我們不得不重新追問：民主真的還能帶來繁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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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訪問烏茲別剋期間，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似乎被當地經濟的活力所打動。他說：「我越來越懷疑，歐洲是否應該考慮改革我們基於自由民主選舉的政治體系，以保持競爭力。」在他看來，像烏茲別克、中國、越南這樣的國家更具決斷力。「當一個國家由四個政黨聯合執政時，就沒有競爭力可言。」

真的是這樣嗎？除了少數產油大國外，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往往依然更自由(見圖表)。瑞士作為一個富裕、競爭力強且民主的國家，本身就堪稱這種聯繫的典範(該國恰好由四黨聯合執政)。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西方許多國家經濟不滿情緒的蔓延，人們對「民主是通往繁榮的可靠道路」這一信念開始動搖，而這不僅僅是菲科的看法。

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從歷史上看，所謂民主化與財富之間存在關聯，而這一觀念最早是在二戰之後逐漸成形的。

一方面，這是冷戰時期全球影響力角逐的一部分。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以「資本主義繁榮發展模式」當作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核心籌碼。另一方面，民主化與財富的連結也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美國政治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1959年留下了那句廣為流傳的話：「一個國家越富裕，它維持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句話後來被奉為「現代化理論」的基石，該理論主張隨著社會發展進步，政治制度會自然朝著自由民主方向演進。

不過，這理論及其背後的政治理念也招致了不少質疑聲。利普塞特本人也承認，影響發展的因素眾多-教育、城市化、自然資源等等-僅憑國內生產總值(GDP)與民主程度來判斷發展水平，未免過於簡單。而其他批評者則指出，該理論預設了許多關於「理想社會」該是什麼樣的假設。人類發展的終點是否一定就是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與消費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改革，哪一個應走在前面？

“民主帶來成果”

儘管存在分歧，但「發展與民主相輔相成」的觀念仍得以延續。2023年，《外交事務》雜誌甚至稱其為「最接近真正華盛頓共識的論點」；而在前一年，美國拜登政府推出了名為「民主帶來成果」(“Democracy Delivers”)的對外援助項目，意在證明民主不僅帶來抽象的自由，還能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

最新的研究也沒有完全否定這種聯繫，但往往都附帶一些保留意見。 2019年，包括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內的學者發現，從專制過渡到民主，在25年內能讓一國GDP增加20%。不過，他們的數據只統計到2010年，過去15年全球民主的發展並不順利。該研究也未解釋國家為何改變政治體制。阿西莫格魯就曾表示，沒有任何「機制」能夠表明，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會因日益富裕而自然走向民主。近年來，他的研究重點已轉向文化與制度-而不是民主本身-如何影響經濟成長。

在阿西莫格魯的研究基礎上，2025年2月的一篇論文進一步證實，民主與收入之間確實存在歷史聯繫，但這種聯繫並非線性關係。根據研究，在較貧困國家，收入最初的成長往往伴隨自由度下降；只有當繁榮達到一定門檻後，民主程度才會隨之改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論文的合著者之一、圖盧茲商學院的佩特羅斯·塞凱里斯(Petros Sekeris)認為，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富裕，他們更願意「少干點活，把更多時間花在街頭、網絡或群體活動中，向政府施壓，推動國家民主化」。但他也坦言，這裡面的因果關係並不好界定。塞凱里斯解釋說，模型在經濟數據上是成立的，但並沒有確切證據能說明，究竟是什麼具體因素促使公民推動民主，或拒絕推動民主。他舉例稱，新媒體的興起對民主的影響顯而易見，但這種影響並未在數據中體現。

民主化不僅由經濟因素推動！

這凸顯了在研究民主與GDP關係時，統計分析的一個關鍵短板：它們無法全面評估其他歷史變數的影響，不管是TikTok的興起、氣候變遷、移民潮，還是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這樣的政治人物。眾所周知，現任美國總統向來不按常理出牌，也不會刻意區分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例如，他推行的關稅政策不僅讓經濟學家大跌眼鏡，也對瑞士、加拿大、印度和巴西等民主國家造成了沉重打擊。

因此，有些研究人員發出提醒，不要過度強調物質因素在政治變革中的作用。近年來，經濟不滿常被視為民主「倒退」的原因，但數據並不總是支持這一說法。正如《民主學刊》(Journal of Democracy)的兩位作者所寫，有時是個別政治家-比如特朗普-會刻意選擇將國家引向某一條道路。最終，他們總結道：「領導人的角色依然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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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民主國家是否真的表現不佳，抑或為何表現不佳，或許遠不及這種敘事本身重要。在歐洲，公民對政治的滿意度往往低於客觀指標所顯示的情況。布宜諾斯艾利斯「南方事務」(Asuntos del Sur)智庫的馬蒂亞斯·比安奇(Matías Bianchi)表示：「當你不斷在網上看到’民主國家不行了’之類的說法，它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

比安奇指出，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樂於看到對手「從內部瓦解」，因此不斷渲染「民主軟弱低效」的敘事。類似的情形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同樣存在，那裡的民眾對民主的實際運作結果越來越不滿，這也是他們轉而支持民粹主義者或威權主義者-比如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些人承諾能帶來成果。

瑞士是三好學生，其繁榮的根源為何？

至於瑞士，它同樣無法完全避開全球的新變局，也沒能倖免於川普的關稅。經濟學家估算，在最壞情況下，這可能會讓瑞士的GDP減少0.7%。即便如此，瑞士還是會是個富裕國家。它不僅保持高度競爭力(見圖表)，其公民還享有廣泛的直接民主權利。那麼，支撐其繁榮的根源究竟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選擇呢？

「稅收和區位因素對瑞士的經濟表現影響極大，」盧塞恩大學IWP研究所的馬可·波特曼(Marco Portmann)表示，「但關鍵在於，這些優勢源自明智的政治決策，而這與制度安排密不可分。」波特曼解釋說，在瑞士，直接民主、聯邦制和造就的選舉規則結合，卻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商業體系發展為穩定的法律體系。

波特曼指出，公投與公民動議帶來的直接民主，一方面賦予決策民意層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整體對政府支出形成約束。他表示，2012年民眾否決「六週帶薪假期」提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然，選民並非總是能做出理性選擇，尤其是在缺乏可靠資訊時。但波特曼強調，政策制定者同樣可能在資金使用上出現失誤-尤其是在財政盈餘時期-而專制政體也並非一定高效。「似乎每週都能聽到有關中國潛在泡沫的報道，」他說。

在貧富差距問題上，專制政權同樣沒有優勢(見圖表)。貧富不均往往是引發民眾憤怒的導火線，這一問題如今已在全球爆發，包括美國。而瑞士長期以來成功控制了不平等現象-至少在收入層面，而非財富層面。儘管這有助於社會穩定，但民主是否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卻並不明確。波特曼的IWP同事梅蘭妮·哈內爾-穆勒(Melanie Häner-Müller)幾年前在接受瑞士資訊swissinfo.ch採訪時就表示，瑞士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以及「雙軌制」教育與培訓體系才是起關鍵作用的因素。

地緣政治事件

歸根究底，基於數據的繁榮與成長分析也許只能解釋部分現象。日內瓦國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Graduate Institute)衝突、發展與和平建設中心(CCDP)的埃莉扎·厄溫(Eliza Urwin)指出，隨著地緣政治局勢不斷變化，民主國家正面臨一種全新的局面。

「民主帶來成長、貿易帶來和平的舊邏輯已經不再適用，」厄溫表示。如今，民主已不再只是積極的承諾，而是一個地緣戰略議題，各種敘事相互角力-而威權敘事在近幾年尤為得勢。「威權主義兜售的邏輯是：鐵腕才能帶來安全與穩定；在人們感到不安全的地方，這種說辭往往極具說服力，」她指出。

因此，民主的兩大承諾-穩定與繁榮-正遭遇挑戰。當下，為民主辯護的聲音往往更加務實且堅定。以厄溫為例，她的立場十分明確：今年6月，她在布魯塞爾向北約官員等人士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主題：民主是「保障歐洲及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國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成果與短板

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均GDP持續攀升，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4年人均GDP約13,303美元；同時，世界銀行評估報告指出，1981—2019年間中國約有8億人擺脫極端貧困，屬全球減貧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但中國經濟結構性挑戰同樣突出。世界銀行與歐洲央行的分析顯示，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全要素生產力(TFP)成長率由此前的年均約2.8%放緩至0.7%左右，生產力動能減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4年第四條款評估中稱，受人口老齡化與生產力趨緩等影響，中期潛在增速料將繼續回落。

房地產與地方債務是當前成長的主要拖累。青年就業壓力亦引發關切。
同時，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在上升。全球貿易政策對中國的高端製造與對外擴張形成約束，同時也促使企業加速產業鏈的「國產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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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Reto Gysi von Wartburg/gw，編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