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催生”瑞士直接民主
1867年夏天，霍亂病毒在蘇黎世傳播開來。當病毒於秋天滅蹟之時，蘇黎世州正處在建立“世界上最民主政治體系”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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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醫藥史學家Flurin Condrau寫道，第一例霍亂感染病例出現在1867年7月。隨後，這一流行病迅速蔓延，疫情在城市最貧窮和衛生狀況最差的地區尤為嚴重。
當時仍處於雛形期的衛生管理部門採取了普通且必要的措施：隔離受感染家庭，分離患病與健康人群。市民對這些措施心存疑慮。溫特圖爾報紙Landbote報導說，隨著死亡人數的上升，社會氣氛變得嚴峻而沉重：
“如果您沒有在過去幾週去過蘇黎世，您就無法真正想像那裡的情形-無論是街頭的景象，還是您自己身處其中的感受。可怕的流行病和突然而至的孤獨感成為居民心頭沉重的負擔。而且，那些已在這種情況中生活了數週的人們沒有辦法擺脫這暗沉的氛圍。” (1867年9月28日報)
儘管當局呼籲公民團結起來，發揚互助，“但富裕階層的許多人還是以不同的方式化解了自己的危機，比如逃離城市，” Flurin Condrau寫道。到了10月底，疫情結束：共有481名患者死亡。好在霍亂病毒並未蔓延至到城市之外，這使得蘇黎世州和瑞士全國其他地區倖免其害。
這算是一種勝利嗎？在政府看來，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因為病毒流行危機導致了自由派政權的顛覆，而這一政治力量在無所不能的企業家阿爾弗雷德·厄謝(Alfred Escher)的主導下，已經影響了瑞士政治幾十年。公民發出對更多民主權利的訴求：1869年新憲法(一直生效至2005年)先是在蘇黎世州得以通過，後來在瑞士各州獲得批准。
1874年，公民複決權被納入聯邦憲法，成為對“議會立法”加以制衡的手段。 1891年，人民發起公民動議的權利也被寫入憲法。
社會抗壓測試
從歷史角度看，很難衡量一起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政權更迭。先導性的緊張局勢可能只需一點火星便一觸即發。
蘇黎世大學的Flurin Condrau講述道，1867年的“社會條件完全有利於”政治變革。他認為，在19世紀60年代，除了疫情之外，經濟衰退和新生民主運動已經對精英主義構成了挑戰，而這兩點才是政局變革的決定性因素。
Flurin Condrau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解釋道，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很可能在繁榮時期相互作用。而危機-即當年流行病的爆發-彷彿是一場對社會的“抗壓測試”，令社會弱點和不平等突然顯露。同時，危機讓人們開始對社會舊價值觀和規則產生質疑，因為在舊體系中，人們找不到解決出路。
新民主運動可以從這一情況中獲益。至於蘇黎世當年的狀況，霍亂對工人階級的打擊最重，因此民眾感到這不僅涉及健康危機，也是一場社會危機。民主運動隨即利用這一背景情緒促使民眾確信改變政治制度的必要性。運動也因此成功收集了有助於憲法改革的公民簽名。
表面現象背後
前瑞士聯邦議員、歷史學家Andreas Gross將當年這場疫情視為一個“社會測試指標”。窮人遭到最大的衝擊，當局的核心謊言被揭穿：蘇黎世市並非如其宣傳的那樣繁榮、富裕和幸福。
Andreas Gross還援引了溫特圖爾報紙Landbote於1867年10月23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內容：“霍亂讓人更加看清了生活現實。人們發現，許多同胞仍然沒有足夠果腹的食物。工人只能部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其他需要難道要依靠慈善事業嗎？您不認為，這種現狀會壓抑並干擾他們的自尊心和道德觀嗎？”
經濟蓬勃發展時期，社會差距也在擴大。 Andreas Gross說，在阿爾弗雷德·厄謝的帶領下，自由民主黨以從上至下的方式投資於基礎設施和工業，但是利潤並沒有得到平均分配。 “他們忽略了百姓，對後者的需求漠不關心，也沒有建立起公平的稅收制度。他們只關心上層中產階級。霍亂危機使人們的真正需求得以表達，也暴露出生活窘困者的人數之眾。”
世界性的挑戰
從當年的霍亂疫情，瑞士吸取到什麼教訓？哪些可以用於應對當前的危機？ Andreas Gross和Flurin Condrau認為，新冠危機的後果尚不明了，其影響範圍和形式只有在疫情結束後才能知曉。
雖然如此，Andreas Gross仍然大膽預測：在民主層面，停止公民動議的簽名收集和投票活動不會對整個系統造成長期的損害。 “對於自身的政治權利，如今的人們比以前更有意識。”他說。就像二戰之後那樣，他們會擔心在太長時間內放棄自己的民主自由：
這些危機可以令“隱藏的問題”顯現，這樣我們就能發現誰屬於最為脆弱的群體，比如無家可歸者或尋求庇護者，Andreas Gross說。我們也不妨自問，封閉措施對人們的精神世界會產生何種影響？
概括來說，如果1867年的霍亂疫情使蘇黎世的社會不公及人民苦難凸顯的話，那麼新冠病毒危機可能在國際上產生相同的影響。 “在印度、孟加拉國、厄瓜多爾或剛果等國，數百萬人可能因此喪生-如果他們生活在歐洲，是可以活下來的。對於這種大不幸，人類社會難以承擔責任。” Andreas Gross說。
Flurin Condrau還認為，作為醫療體系健全、經濟發展穩健的國家，瑞士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有可能通過當前的“壓力測試”，而避免社會深層裂縫的出現。
危機的影響存在於其他領域。就像1867年疫情暴露出蘇黎世公共衛生體系之薄弱一樣，當下的危機顯示，在許多國家，醫療機構根本無法應付流行病大規模蔓延的情況。 Flurin Condrau指出，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這樣較弱的經濟體，更是被推到極限。
與1867年的情況不同，如今這場危機顯示出重大的全球影響。 “這是無法從國家層面估量的。例如，像世界衛生組織和歐盟等國際組織，其角色和作用變得更加重要。”
Flurin Condrau說，人們在忽視這些國際組織多年後，再次意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當然，國際組織也要經受住危機壓力的測試。
(翻译：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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