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可讓女性自我診斷周產期憂鬱症的神器App

Bradly Bennison/shutterstock

在親身經歷了長達四年的產後抑鬱之後，一位前製藥公司高級主管意識到無論是在瑞士還是在全球內，這種司空見慣的疾病都嚴重缺乏相應的篩檢和治療。為此她毅然離職，踏上了尋求獨特解決方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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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誕下雙胞胎之後，莫名其妙的，我忽然間被重度產後憂鬱症給徹底擊垮了。和很多新手媽媽一樣，我在承受著成為’完美母親’的枷鎖和壓力下掉入了深淵，而且沒有尋求治療。”

曾在禮來公司(Eli Lilly)、葛蘭素史克(GSK)等多家全球知名製藥業巨擘擔任高級主管職務的索娜莉‧莫漢蒂‧昆西烏斯(Sonali Mohanty Quantius)回憶道。現如今，她已是Haplomind外部链接的創始人，而這家公司致力於創建一個為全球女性提供周產期憂鬱症篩檢、管理和對應治療的數據平台。

產後憂鬱症是指與新生兒出生有關的情感障礙，通常表現為劇烈的情緒波動、無明顯原因的發作性哭泣、失眠、強烈的煩躁不安、易怒等症狀。全世界每年被診斷出的產後憂鬱症患者多達5000萬人，但其中只有12%得到相應的治療。昆西烏斯被重度產後抑鬱折磨了整整4年，最終通過長跑訓練自我調整和疏導，走出了陰霾。

她意識到，即便當時她生活在醫療水平高度發達的美國-一個針對周產期女性制定有明確篩檢建議的國家，且她此前身為多胎妊娠孕婦屬於周產期憂鬱症高危險群，但從懷孕到哺乳期，她從未接受過任何憂鬱症篩檢或治療。

在英國，婦產醫療機構的專業人士會統一使用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EPDS)，在產婦分娩後的6-8個月以內對其進行2-3次篩檢。與之類似的是，美國和澳洲也建議醫療保健從業者採用該量表對孕產婦進行憂鬱症常規篩檢。然而，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得以廣泛應用的前提條件是，需要對專業醫護人員進行該量表的使用培訓，同時要制定明確的標準和指南，從而方便醫療人員對篩檢測試結果作出清晰解釋，並提出後續可能採取的治療措施。

產後情緒障礙 vs. 產後憂鬱症

周產期憂鬱症(Perinatal depression)包括妊娠期(即懷孕期間)、產後或者流產後的憂鬱症發作。這意味著，該概念既包括“產前(孕期)憂鬱症”，也包含“產後憂鬱症”。

產後情緒障礙(Baby blues)是用來描述產婦在分娩後短期內出現輕度情緒波動、焦慮、疲倦、莫名哭泣、心緒欠佳現象的術語。很多女性往往會在生完寶寶的1-2週內會出現這種情緒波動，但隨後通常會自行恢復，而這種情緒障礙是正常的。

如果產婦的情緒波動和焦慮感、抑鬱情緒已經發展為重度，或持續時間超過兩週，那麼該女性有可能患上了產後憂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患有產後憂鬱症的女性必須接受治療，否則病情很難好轉。

如需了解產後情緒障礙、周產期憂鬱症以及產後憂鬱症的更多具體症狀及發病原因，敬請在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外部链接和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美國梅奧醫學中心(Mayo Clinic)外部链接官方網站上查閱。

未被發現，未經治療

在承受產後憂鬱症折磨的同時，昆西烏斯開始利用自己在計算生物學、藥物研發以及優化治療領域積累的豐富經驗，著手進行女性在懷孕生子這一人生重大轉折期間心理健康狀況的篩檢、治療和輔助支持的研究。

在2020年創辦初創公司Haplomind以前，索娜莉‧莫漢蒂‧昆西烏斯(Sonali Mohanty Quantius)曾相繼在包括禮來公司(Eli Lilly)、葛蘭素史克(GSK)等全球知名製藥業巨擘擔任高級主管職務。 Dr. Sonali Mohanty Quantius

“直到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了一輪非正式線上調查之後，我才充分意識到產後憂鬱症現像被忽視到什麼程度，相關醫療服務有多麼不足，”她說。

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通過調查問卷向昆西烏斯講述了她們在患上周產期憂鬱症後卻從未被察覺確診、未得到治療的故事。她也了解到，未經篩檢出的周產期憂鬱症或許會導致慘痛後果，譬如自殺或親手殺死自己初生的嬰兒。她還注意到，在不少中低收入國家，針對該疾病的篩檢服務極其匱乏。以她的祖國印度為例，粗略估計，該國22%的周產期女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情緒障礙，但尚未制定任何專門針對孕產婦的精神健康篩檢條例。

即便是像瑞士這種擁有高品質醫療服務質量的高收入國家，也很難為孕產婦及時篩檢出這種病症。當昆西烏斯移民到瑞士時，她發現這裡醫療機構的篩檢情況並不比美國好多少。事實上，在周產期憂鬱症的常規篩檢和及時提供治療方面，瑞士要遠遠落後於其他西方國家。

孕產婦憂鬱症宣傳團體“瑞士產後憂鬱症協會”(Postpartale Depression Schweiz)外部链接的主席安德莉亞‧博爾扎塔(Andrea Borzatta)認為，關鍵癥結在於該領域專業人員的短缺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的匱乏。據她介紹，這一問題在瑞士法語區和德語區尤為明顯，當地僅有極少數能識別和篩檢出周產期憂鬱症的醫護專業人員，而且他們幾乎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彼此之間缺乏專業溝通交流-而這正是她所在的團體致力於彌補的鴻溝。

在2020年創辦初創公司Haplomind以前，索娜莉‧莫漢蒂‧昆西烏斯(Sonali Mohanty Quantius)曾相繼在包括禮來公司(Eli Lilly)、葛蘭素史克(GSK)等全球知名製藥業巨擘擔任高級主管職務。

“我們為瑞士婦產醫療機構從業者組織的在線培訓表明，很多醫療保健行業專業人員根本不知道該如何與患者談論周產期憂鬱症。他們唯恐談到這個話題，會讓患者平添心理負擔、加重憂鬱症狀，或者無端地嚇到孕產婦。”

博爾扎塔介紹稱，有些醫療從業者甚至會刻意輕描淡寫地低估或者忽略新手媽媽的憂鬱症狀，畢竟在他們看來，所有新手爸爸媽媽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身心疲憊的影響。但瑞士心理治療醫師克勞蒂娜‧豪斯(Claudine Haus)補充強調，很多醫療從業者並不清楚：所謂的“產後情緒障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波動，它與產後憂鬱症有著根本區別。

長期專注於瑞士孕產婦周產期精神障礙研究的伯恩應用科學大學(Ber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講師安科‧貝格(Anke Berger)通過調查指出，瑞士目前平均每年約有1.3萬名女性患有產後憂鬱症，如果將那些未被發現且未經治療的女性也計算在內，那麼全國產後憂鬱症的患病率很可能會大大提升。

“瑞士所有的產前課程，都沒有持續涉及或充分討論過周產期憂鬱症這個話題。此外，在產婦分娩後，相關婦產醫療機構也沒有針對新生兒父母進行連貫、多次的產後精神疾病篩檢，”博爾扎塔總結道。

App替代問卷測試和傳統面對面諮詢

那麼，孕產期女性該如何有效識別自己的憂鬱症狀，並在必要情況下尋求幫助呢？

目前，網上有無數的自我測試法號稱能確定女性是否有周產期憂鬱症狀。但這些測試無法替代正規醫療診斷，而醫療診斷必須由持證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或醫師作出。

周產期憂鬱症自測工具

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EPDS)是一套由10個問題組成的憂鬱症篩檢工具，它能顯示出一位新生兒父/母親在女方孕期和孩子出生後一年內是否呈現出抑鬱和焦慮症狀。

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僅為篩檢工具，絕非診斷工具，它的目的是早期發現並識別孕期及產後抑鬱的高危人群，從而幫助其尋求後續治療或護理-譬如去專業醫療機構進行心理健康評估，由專業人員基於診斷標準作出最終診斷。

優勢：該量表便於理解和操作，只需5分鐘即可完成所有提問。且它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版本，瑞士產後憂鬱症協會提供了共計17種語言版本的在線自我檢測問卷(包括中文版)外部链接。

缺點：單項選擇題形式的量表，可能會導致測試者使用不當。另一缺陷是該量表過於關注憂鬱症的典型症狀，從而忽視了孕產期可能出現的其他精神障礙症狀，例如強迫症、焦慮症、依戀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等，而這些疾病相關症狀無法通過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評估出來。

其他推薦使用的周產期憂鬱症自測工具：產後憂鬱症篩檢量表(PDSS)、患者健康問卷憂鬱症狀群量表(PHQ-9)、貝克抑鬱量表II(BDI-II)、產褥期抑鬱-焦慮-壓力量表(DASS-P)、心理健康量表(MHI)。

來源：安德莉亞‧博爾扎塔，瑞士產後憂鬱症協會

許多患有周產期憂鬱症的女性，並不願意去醫療或心理諮詢機構接受面對面的診斷和諮詢。博爾扎塔表示，她們寧可在沉默中獨自舔拭痛苦，因為很多新手媽媽對自己的情緒波動感到羞愧難當，不想被醫生或助產士看成是狼心狗肺、缺乏父/母性的父母。

因此，昆西烏斯希望能另闢蹊徑，找到一種新的方法來有效自我篩檢周產期憂鬱症，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樣：一種涉及“更全面的循證(即將科研結論、臨床診斷經驗和患者意願相結合的)周產期護理”的篩檢法。

這一動力促使她辭去了製藥業高級主管職務，並以高級研究員的身份進入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Z)，專注於開發出一款周產期憂鬱症數字診斷工具-“單倍思維”( Haplomind)。這款App利用數據分析、數字表型以及機器學習，為懷孕到孩子出生後一年內這段時間裡任何時候遭遇抑鬱和焦慮困擾的女性提供篩檢識別，並協助治療。

孕婦或產婦可與自己的婦科醫生、產科醫生以及助產士共同使用“單倍思維”(Haplomind)App。這款軟件能讓女性根據個人意願創建自己的數據庫，比如她們可以自行記錄下懷孕期間和產後各階段的感受，以及服用某種藥物或接受某項治療後的感覺，以便在出現憂鬱症狀的情況下與醫護人員分享數據，以此為依據制定出適宜的治療方案。

昆西烏斯希望該應用程序收集的數據，能夠幫助醫療體係來改善孕產婦憂鬱症的個性化篩檢，並為個體化治療建立起完整的證據基礎。而醫療專業人員會接受相關培訓，對孕產婦自行提交的數據資料進行解讀分析，從而評估患者周產期憂鬱症的嚴重程度，在自我指導、配偶支持、醫學治療和替代療法中選擇出最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

個人健康數據的私密性

許多手機客戶端應用程序的用戶-尤其是健康類App用戶，往往會擔心個人健康醫療數據隱私遭洩漏或被濫用。既然孕產婦普遍不願意與醫療專業人士討論自己正在承受的周產期憂鬱症困境，且技術平台素來以收集用戶數據的“惡名”而著稱，那麼還能指望她們有意願和技術平台分享個人經歷嗎？

昆西烏斯強調，當用戶使用“單倍思維”(Haplomind)或其他數字健康類App時，用戶的個人健康醫療數據隱私及安全無疑是第一位的。

“只有當我們創造一個易於訪問和使用、安全性強以及值得信賴的虛擬空間時，孕婦和新手媽媽們才能克服因周產期憂鬱症而產生的恥辱感，從而暢所欲言在網絡空間裡跟醫療專業人士討論心理健康問題。”

“單倍思維”(Haplomind)App是昆西烏斯與MIDATA的聯合創始人恩斯特‧哈芬(Ernst Hafen)外部链接合作研發的，因此也採用了與MIDATA外部链接同款的客戶所擁有數據受託人模式。 “單倍思維”作為數據收集的受託人，能確保用戶對個人健康醫療數據的使用方式擁有絕對自主自決權，用戶是唯一能授權第三方(譬如醫學科研項目)訪問其數據庫的人。這意味著，用戶-而非“單倍思維”公司-來決定能否、與誰來共享數據，以及對方會如何使用這些數據。

目前，“單倍思維”(Haplomind)App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開發項目(ETH for Development)的資助下，正與印度國立心理衛生與神經科學研究院(NIMHANS)合作，在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羅爾(Bengaluru)進行試點研究，以測試該程序原型模版的可用性。

此外，昆西烏斯也正籌備與蘇黎世大學附屬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 Zurich)展開合作，在瑞士進一步測試該程序的可用性，並與加拿大和紐西蘭的研究人員合作將這一周產期憂鬱症數字化解決方案引入兩國。她的最終目標，是幫助孕婦和新手媽媽們按時接受篩檢，並為那些在孕期和產後已表現出抑鬱或焦慮症狀的女性尋找到可靠的醫療資源，讓醫護人員根據患者自己建立的“周產期具體證據基礎”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

“周產期憂鬱症，不應該成為一種污名或者偏見，從而阻礙女性及時尋求幫助。它也不能反映或定義你是什麼樣的母親。針對周產期憂鬱症的篩檢和治療，就應該像孕期和產後常規體檢那樣普及，”昆西烏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