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于裂缝，而匿于光鲜”
柯尤·科沃对获得梅拉·奥本海姆奖(Meret Oppenheim Prize 英)外部链接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一方面是因为她不在乎是否获奖，另一方面这位瑞士籍喀麦隆裔策展人表示，虽然她的艺术作品主题 —— 后殖民主义、非洲侨民、身份政治等在许多国家都收获了赞誉，但是在瑞士一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柯尤·科沃在2015年被《纽约时报》评为“非洲最杰出的艺术策展人之一”，即使在疫情阴霾之下，她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她目前居住在南非开普敦，负责管理蔡茨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Zeitz MOCAA)，该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现代艺术藏品。
在她短暂的瑞士之行中，瑞士资讯对她进行了采访。她表示，她的丈夫住在巴塞尔，但她却心系苏黎世。虽然她希望在返回南非之前迅速去一趟巴黎，但她目前还被“困”在瑞士。
科沃出生于喀麦隆的沿海城市杜阿拉(Duala)，十几岁时来到苏黎世与母亲团聚，修读银行和商贸专业，后来她将注意力转向艺术领域。
瑞士资讯：从喀麦隆搬到瑞士后感觉如何？
柯尤·科沃：我出生在沿海城市杜阿拉(Duala)，那座城市活力四射，活动纷繁，充满着都市生活的喧闹声。所以，来到苏黎世后，我发现这里非常安静、小巧、整洁，非常具有瑞士特色。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一方面我能与母亲团圆，另一方面我还能学习心心念念的一种语言——瑞士德语，这让我感到非常充实。喀麦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德国的殖民地，在我们的方言中保留有许多德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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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尤眼中的苏黎世
瑞士资讯：您对艺术的兴趣是经过酝酿后产生的？还是突然产生的？
柯尤·科沃：人往往有很多与生俱来的特质，比如有的人富有创造力，或对艺术很有品味，有的人则不具备这样的特质。我其实并不认为，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具备特定的成长经历，一个人才能表现出或接触到创意或艺术思想。我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的祖母是一位裁缝。但只要你在非洲长大，就不可能接触不到创意，从舞蹈音乐到服装穿着，到处都有创意元素。 你不需要特定的学校教育，因为生活中创意无处不在。
科沃于1996年离开瑞士，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成立了艺术中心Raw Material Company(法)外部链接。从那时起，她的职业发展更侧重于体制机制建设，而非为了提升某些艺术家的声望。她在非洲和欧洲发起了几项动议，旨在挑战全球艺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
瑞士资讯：2014年，您曾为计划于苏黎世举办的2016年第11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Manifesta 11 多语)外部链接做了一个方案(德)外部链接。虽然那个策展方案被拒绝了，但在当地艺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您在方案中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柯尤·科沃：我过去从未申请过对这种双年展进行策展，但后来有人邀请我，于是我决定出个方案。在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在思考艺术双年展本身的意义，以及它所催生的各种奇妙现象和城市宣传效果。
尽管我的策展方案未被采纳，但我仍然很喜欢那个方案，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将所有的光线聚焦在一个时间容器之上，让人们了解苏黎世鲜为人知的故事。
瑞士资讯：苏黎世有哪些看点？
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我真的很想透过裂缝看城市，观察那些深入城市骨髓的事物，而非仅仅关注它光鲜的外表和美丽的风光。
在思考策展方案时，我觉得苏黎世需要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它需要的是一场新的对话。而当时瑞士完全陷入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辩论，陷入了关于[右翼]瑞士人民党的争议，以及关于限制移民的大讨论中。这些事在持续不断地发酵。
将苏黎世和瑞士与20世纪更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效果会非常好，比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性、移民、种族主义、多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科沃最近在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A)举办的展览“艺术即归宿(英)”外部链接中，总结了她作为全球公民的立场，同时也重点突出了她的策展实践。该展览展示了1’600多件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是通过向开普敦所有市民开放的投稿程序收集的。与机构周围的社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对策展人和管理者而言至关重要，他们要为博物馆寻找一个新的使命，使之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单纯收藏古董和奇珍异宝的场所。
瑞士资讯：在方案被拒绝之后，获得梅拉·奥本海姆奖(英)外部链接是否算是个惊喜？
柯尤·科沃：完全是个惊喜。我从未在瑞士当过策展人、文化制作人或展览制作人。我24年前就从瑞士搬到塞内加尔，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和成长历程都与瑞士关系不大。
只是我在瑞士度过了青少年时光，我也非常珍惜那段时光。我不知道位于伯尔尼的瑞士联邦文化局为何会看上我，原因很简单，我所感兴趣的主题和工作中追求的理念——非洲侨民、基于过程的概念艺术、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似乎在瑞士并不流行。我没有机会在这个国家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但我觉得无所谓。我不认为自己会留在瑞士工作。
瑞士资讯：那么现在连接您与瑞士的纽带是什么？
我认为是情感。我热爱这个国家，也有瑞士护照，我的家人住在这里。三年前，我第一次收到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的邀请，由我来策划瑞士沙龙(Salon Suisse)[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个与瑞士国家馆(多语)外部链接平行的展区]。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得奖，我只是把要做的事情做好。
瑞士资讯：但您脑海中会出现艺术家梅拉·奥本海姆的身影吗？
柯尤·科沃：当然！当我开始对艺术感兴趣时，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明显的标杆，达达主义的影响犹在，所以梅拉·奥本海姆是位知名人物；同时也因为她作为一名女性，能够在那年代说话掷地有声，在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等男性超现实主义大咖主导的艺术圈里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一名来自小国瑞士的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此外，我本质上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致力于增强女性的话语权，但我并没有围绕此事大做文章。我不需要做到旗帜鲜明，更多地是采取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方法。
瑞士资讯：瑞士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很微妙。虽然达达主义在苏黎世拉开序幕，但学校关于这一运动的教学依然显得很谨慎。
柯尤·科沃：在上世纪80年代，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复兴。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瑞士文化十分强调专业化，几乎所有领域的专业化程度都很高。比如说瑞士的教育体系，人们很早就走进不同的专业领域，无法获得其他领域的知识。喀麦隆、巴西等后殖民地区则不同，在这些地区人们通常注重通识学习，可以了解和学习不同的东西，而在瑞士，人们主要对单个领域有很深的了解。
就国土面积和自主性而言，瑞士还有很深的自卑感。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但却没有瑞士语。多年来我观察到，瑞士是一个喜欢站在人行道一旁的国家，但同时又是那个提供沥青铺路并从中发财的国家。在你翻看殖民研究文献和殖民历史时，就会发现：瑞士总是声称“哦，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从未参与过任何此类活动”。其实瑞士参与了！直到今天依然参与其中。比如说，楚格(Zug)拥有最大的原材料市场。
瑞士资讯：在过去的几年中，新一代瑞士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展示瑞士的殖民时期历史及其当代影响，但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在学校普及。
柯尤·科沃：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在学校普及开来。瑞士的一切进展都很缓慢，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你如果比较着急，那么这就是缺点。虽说慢也有慢的好处，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动作应该更快一点。所有这些话题都要流传到家庭中去。因为有很多瑞士人仍然生活在对这个国家的迷思中，而这些迷思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所有这些迷思都需要被戳穿。这绝不是以任何方式羞辱瑞士，绝对不是！而是为了给这个国家塑造一个完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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