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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是一道“護身符”

Kranke(化名)的右手手指夾住手寫筆,在智能手機上鍵入符號。她通過社交媒體與外界保持聯繫(此圖經過部分編輯)。 swissinfo.ch

一名二十多歲的日本女性患有嚴重的神經源性疾病,在獲得輔助自殺許可後,瑞士一家安樂死組織為其安排了安樂死。她沒有任何康復的希望,但不想在餘生中完全依賴他人照護。她認為對像她一樣並非絕症但生活品質極差的人而言,安樂死是一道“護身符”。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她仍然無法成行。

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06月11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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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解脫了。”

Kranke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女性,居住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地區,她表示:“當我收到Lifecircle的批准後,我不僅感到解脫,更感到滿足。” 去年10月,她收到了來自瑞士安樂死組織Lifecircle(多語)外部链接的電子郵件,同意為其辦理輔助自殺。日本尚未合法化安樂死。

在本文中,應患者及其家人的請求,將隱去患者姓名和疾病名稱。 “Kranke”是她的推特用戶名(日、英)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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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所患疾病導致周邊神經損傷,Kranke的大腿和肘部以下均無法活動,只有右手腕能動。她無法站立也不能獨自行走,基本只能住在父母家中,長期臥床由母親照料。 Kranke需要藉助輪椅才能移動。她的智能手機通過支架固定在床上,她用右手手指夾住手寫筆進行打字,發送推文和短信。

當她獲得安樂死許可時,她發推文說:“申請通過,我終於可以安樂死了。"

這條推文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以下推文於今年2月20日轉載)。

外部内容

六歲的時候,Kranke被診斷出患有難治性神經源性疾病。當她還在上幼兒園時,她經常摔倒。在一次小學運動會上,她的父母發現她的跑步姿勢有問題,於是帶她去看醫生。到14歲時,她已經嘗遍各種治療方式。二十歲之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裡度過。然而,治療效果不明顯,醫生最後告訴她治癒的希望極其渺茫。

她曾嘗試發展一些愛好,但由於身體殘疾,她無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她還擔心自己會給年邁的父母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儘管她每月能夠領取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475元)的殘疾補助金,但這仍然不足以維持生計。

了解到自己的餘生都要依賴他人照護,Kranke感到心灰意冷。如果有人無奈捲入她那毫無希望的生活,她心裡會感到愈發內疚。

大約五年前,她開始考慮尋死。但是,她還是需要有人幫她,因為她無法自己綁繩子上吊。在日本,輔助他人自殺者將受到刑事追責。

“我想通過合法手段平靜地死去。” 她開始蒐集信息,並發現了瑞士安樂死組織Lifecircle。

“生於斯、長於斯、逝於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

包括荷蘭和比利時在內的一些國家允許安樂死。瑞士早在70多年前就實現了輔助自殺合法化(請參閱文末信息欄)。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部分瑞士組織還為外國居民提供安樂死服務。每年都有許多人入境瑞士來結束生命。

Kranke向Lifecircle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經過與秘書的一番溝通,Kranke於去年9月底提交了個人醫療報告和輔助自殺申請書。

法律限制阻礙了這一過程。她在大學醫院的醫生拒絕為她出具醫療報告,因為這麼做等於“輔助她自殺”(這名醫生拒絕了瑞士資訊的評論請求)。 Kranke在網上認識的另一位醫生為她出具了醫療報告。

“生於斯、長於斯、逝於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為什麼我必須遠渡重洋才能平靜地結束我的生命呢?” 絕症患者尚可以接受替代治療。然而她的病情並非絕症,因此無法接受替代治療,但她的生活品質卻已嚴重下降。她堅定認為,像她這類人真的需要安樂死的權利。

澳大利亞科學家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於2018年在瑞士接受安樂死(左)。古道爾並未身患絕症,但他表示自己的生活品質已嚴重下降。 104歲高齡的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美聯社,2018年。版權所有) AP Photo/Jamey Keaten

在日本,關於安樂死和死亡權的辯論沒有任何重大進展。 Kranke認為“死亡在日本是一大禁忌”。為她出具醫療報告的醫生還說,醫務人員認為他們的天職是挽救患者生命,無論患者是否想死。 “這種局面應該改變”,因此他選擇幫助Kranke。他希望“這將使人們重新思考關於安樂死的討論”。

需要正確看待安樂死

在瑞士接受安樂死服務,當事人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即使申請人到達瑞士後,也有可能被拒絕提供安樂死服務(請參見文末信息欄)。安樂死組織會非常仔細地評估每份申請。這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刑事犯罪指控。

Kranke擔心,日本人會曲解瑞士的安樂死制度。 “許多人認為,付款後馬上就能安樂死。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知道安樂死的相關規定十分嚴格。” 如果每個人都誤以為安樂死這麼簡單輕率,那麼“整個關於安樂死的討論可能被帶跑偏”。

誰有資格獲取輔助自殺服務?

Lifecircle(英)外部链接為滿足以下條件的人提供服務:

  • 患有絕症
  • 患有無法忍受的殘疾或疼痛
  • 雖然並非身患絕症,但是沒有康復的希望,並且預計生活品質會顯著下降(例如:癡呆、多發性硬化症等)

該組織的服務對像不包括未成年人、缺乏判斷能力的人、沒有劇烈身體疼痛的精神病患者。

申請人必須繳納會費成為會員後才能獲得服務。

希望獲取安樂死服務的人必須向組織提交書面申請。他們將決定申請是否符合基金會的準則,並且還會由瑞士醫生進行必要性評估。一旦申請通過,組織會將安樂死日期告知申請人。患者必須在瑞士停留幾天並接受瑞士醫生的問詢。當醫生給予安樂死許可時,組織將輔助他們結束生命。差旅費由患者自己承擔。

Lifecircle總裁Erika Preisig博士表示,組織每年收到多達300份申請,只有一半的申請人最終實現安樂死。這主要是由於組織的承載能力有限。因此,自去年五月以來,組織已經停止接納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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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反對,新冠肺炎危機

2019年2月,Kranke於告訴家人自己的安樂死計劃。他們堅決反對,現在依然如此。最近,她再次告訴家人自己要前往瑞士,但是討論還是無疾而終。

她的父母並不反對安樂死本身。她的父親告訴瑞士資訊:“換做我們是她,因為身體殘疾而感到活著沒意義,也會有死的想法。但是作為父母,我們不希望女兒離開。她是我們的一切。”

Kranke最初預約在2020年3月接受安樂死服務,但最終不得不推遲計劃。不僅因為她無法獲得成行方面的支持以及新冠肺炎造成的成行限制,關鍵還在於她不想無視和傷害她的親人。 “沒有人可以干涉我的決定,但是我不能夠因固執己見導致他人受到傷害。我可以自決,但不能自私。”

誰有安樂死的權利

與此同時,她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 “申請通過”使她感到自己終於可以把控自己的生活了,終於可以擺脫疾病的困擾。

比利時殘奧會金牌得主瑪麗克·福沃特(Marieke Vervoort)去年10月因疾病獲准安樂死。她在死前解釋道,安樂死使人們“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享受每一個美好瞬間”。

比利時殘奧會運動員瑪麗克·福沃特(Marieke Vervoort) Copyright 2016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Kranke持相同觀點。 “我的一生都受到疾病折磨。但是我現在感受到希望。我可以隨時解脫。” 她補充道,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但安樂死給了她活著的理由,因為她的痛苦不再無限期。 “不要總盯著安樂死消極和恐懼的一面。我希望人們明白安樂死也可以給我們這樣的患者帶來希望。”

終點之前,路途漫漫

最終她的父母很不情願地同意了她的計劃。該組織為她重新預約6月份的服務,但由於長時間的成行限制,她不得不再次取消預約。 “比方說,我稍後再預約一次,但是如果第二波疫情席捲瑞士,那該怎麼辦呢?我現在根本無法做任何計劃。”

瑞士已逐步放鬆了對鄰國的邊境管制,但她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前往最終的目的地。

瑞士的輔助自殺服務

1942年瑞士刑法修正案通過後,瑞士願意接受“出於非自私目的”的輔助自殺。日內瓦大學倫理學教授薩米亞·赫斯特(Samia Hurst 英)外部链接解釋說,當時有一些運動在不斷推動自殺合法化。

瑞士安樂死組織表示,患者一般通過服用醫生開具的致命劑量的巴比妥類藥物來安樂死。最後的動作必須由患者執行,如打開輸液閥或服藥。瑞士刑法禁止“直接和主動實施安樂死”(多語)外部链接

瑞士主要的兩家安樂死組織分別是“解脫”(EXIT 多語)外部链接“尊嚴”(Dignitas 多語)外部链接Dignitas和Lifecircle幫助外國居民努力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安樂死合法化外部链接EXIT僅向瑞士公民或瑞士永久居民提供服務(多語)外部链接

Dignitas按居住國家/地區發布了部分會員的統計信息:2019年(德、英)外部链接會員總數為9822人,其中德國的會員最多,為3225人,瑞士會員數為794,日本會員數為47。在1998年至2019年之間(德、英)外部链接,共有3027人接受安樂死。

瑞士聯邦政府曾試圖監管輔助自殺行為,但它在2011年6月宣布(多語)外部链接,它將繼續致力於自殺預防工作和替代治療來減少自殺行為,因為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將造成各種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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