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掉阿尔卑斯山！
瑞士是一个以稳定著称的国家，然而稳定本身也并不只是一个褒义词，数代人以来，瑞士不乏因为太过稳定而发出的抱怨、痛苦和呻吟之声。有人甚至想要炸毁阿尔卑斯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定是艺术的麻药，但是这种因为稳定而产生的无聊会不会也会形成摩擦面而爆发出火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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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第三人》中，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饰演的人物有这样一句台词，说波吉亚统治下的意大利，沉浸在“恐怖、谋杀和血流成河”的氛围中，因此才诞生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
而在瑞士，长期的和平及“兄弟情深”却只孕育了“布谷鸟钟”。
就连布谷鸟钟都不是瑞士产的
而实际上，就连布谷鸟钟都不是瑞士产的，但瑞士的确像一座时钟一样，周而复始、按部就班地运转着。瑞士是一个小国，而且经常能在世界风波中置身事外，然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了瑞士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激进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瑞士就像“一个博物馆；一个欧洲疗养地；一个养老场所；一个护照中心；一个保险箱；一个商贩和特工的聚点，或者一个享受田园风光的地方，“以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做出了这样的形容。
瑞士的知识分子们则抱怨这里的狭小和无聊，甚至冒出思想火花，要将阿尔卑斯山炸毁，这种想法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早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
这位瑞士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迸发出这样的突发奇想：“如果将圣哥达山脉连同所有阿尔卑斯山一起炸掉，让瑞士人直接能呼吸到意大利的空气，”将是怎样的一种天地。
20世纪，瑞士的街头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呼声：“炸掉阿尔卑斯-面朝地中海！”这成为80年代青年运动的口号。
这些不甘寂寞，在瑞士安定而平静的生活中，发出这种无病呻吟的人主要是男人。
稳定的国家，稳定的货币，稳定的人生规划：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士在许多方面表现卓越。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将陆续发布系列文章，聚焦瑞士权力机构信任度的问题-这也是民主体制运行的基础。
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为什么有些瑞士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聊。
当前瑞士的信任度如何，以及瑞士发展将遇到哪些绊脚石。
“只有兄弟没有姐妹的民族”
在一个直到1971年女性才获得政治投票权的社会，女性似乎也没机会表达她们对整个国家的态度。
就算她们发声，大多也都是与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相关的主题，比如1958年女权主义者Iris von Roten在她的作品中写道：“女性是在牢笼中”，瑞士是一个“只有兄弟没有姐妹的民族”。
von Roten在瑞士这个男性民主社会中，感受到“瑞士的十字像是被圈在花环中的装饰，”这是“对民主理念的背叛”。
1970年，68学潮也在冷战时期的瑞士也找到了舞台，当时围绕Schwarzenbach提出的一条公民动议的讨论显露出社会上的普遍排外情绪，而女性当时也还没有得到投票权，这对于瑞士艺术评论家兼作家保罗·尼宗(Paul Nizon)来说，这个社会太过平淡无奇了。
他开始思考，瑞士是否有足够的“骚扰”来激发创作灵感，许多“知名的瑞士人”都离开了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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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号的累积和大问号的幻灭
对大艺术家来说，这里太“土”了
因为对于大艺术家来说，这个国家太小了，山谷太过封闭，这里的人也太过“土气”。尼宗不想举出任何带有贬低意思的实例，但他对瑞士的“民主多样性”表示了肯定，只是认为瑞士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比较“薄弱”。
几年前，尼宗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很长时间他都一直以为瑞士两性之间的唯一语言是“性爱的语言”。
在他所著的《在狭窄空间中讨论》(Diskurs in der Enge)中，他就显出了自己的男性角度世界观，他说：因此瑞士没有诞生出伟大的艺术，因为这个国家“将一切国际大事以及造成的相关影响都挡在门外。”
伟大的艺术需要灾难的背景–正如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扮演的一个的电影角色所说的那样。
而讽刺的是，他在《在狭窄空间中讨论》中的文字直到目前依然是这位作家影响力最大的文字，移民国外并未对他的作品产生更好的影响，那些他自1977年移居巴黎后写的小说并未因离开瑞士而大放异彩。
是去还是留？
离开还是留下？其他留在瑞士的作家同样要忍受瑞士的寡淡、中规中矩和狭小：他们中包括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奥托·瓦尔特(Otto F. Walter)。
但是，即使在这种无聊的环境中，他们偶尔也会出现灵光一现的时刻。1990年，迪伦马特对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进行了一个赞扬性演讲。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任总统，他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进行了抵制。迪伦马特因而在瑞士，被授予 Gottlieb-Duttweile外部链接奖。
演讲中迪伦马特虽然用了一些篇幅对哈维尔及其行为给与了肯定，但虽然是一个赞美哈维尔的演讲，主要针对对象却并非哈维尔本人–《瑞士–一座监狱》是他演讲的题目。
迪伦马特在演讲中告诉“亲爱的哈维尔”，在瑞士等待拒服兵役人的是真正的监狱：“……拒绝政治义务的人，在瑞士将面对严重的法律惩罚，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
就这样迪伦马特将瑞士推上了国际舞台，之后，他又将整个瑞士都说成了是一座监狱。
瑞士人生活在监狱里，却感到无比自由，“因为只有在监狱里，他们才能不遭遇打劫”。为了能享受自由又同时身在狱中，瑞士人也将自己变成了看守。
迪伦马特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就被联邦警察监视了半个世纪之久，因为瑞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左翼人士和组织进行了监视，所以被冠以“盯梢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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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投胎瑞士人
这个赞扬性的演讲后来成了瑞士人希望维护自己稳定的一个心理揭示，“我们瑞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被命运眷顾既不是耻辱也不是荣耀，而是一种预兆，“即对即将到来的厄运的警告。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并没有答案。在演讲的最后，迪伦马特讲了一个寓言：在历经磨难之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尤利西斯(Odysseus)在重生之前“放弃了所有的雄心壮志，找到一个低调、冷静的人重新投胎。”
迪伦马特确信，尤利西斯一定选了“瑞士人”。
迪伦马特比尼宗更加喜欢谈论政治，他似乎也对无聊的瑞士带来的痛苦感同身受。而这个话题至今依然被瑞士的文人骚客津津乐道。
外表与现实
比如，女作家Martina Clavadetscher就是一个例子，她今年在圣加仑大学举办了“瑞士文学讲座”。这位来自瑞士中部的作家是2021年瑞士写作奖得主，她在圣加仑大学的讲座上讲述了她是如何通过写作来冲破伴她成长的狭小世界的。
Clavadetscher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卢塞恩湖畔的无敌美景中“长大。
然而，在伪装的完美外表下，她却洞察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说，很多事情在村子里都未被说出来，比如年轻人的自杀问题及种族主义的攻击，等。
“外表必须是洁白无暇的，而现实可以保持肮脏，”对此她至今依然耿耿于怀。
“瑞士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自我鉴定，一种犹豫不决的、懦弱的方式，”Clavadetscher说：“瑞士人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心理：拥有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活跃的人会招致不幸；改变危险，重复可以。”
在青少年时期，Clavadetscher从格伦格和朋克音乐中找到了“歌中的愤怒，它像大锤一样在闪着金色光芒的海尔维蒂亚外墙上打了一个洞。”
而在写作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反抗力量”，至少能在“精神层面存在于真实的现实世界。”
她在某些瑞士传统文化中看到“很多美好的意义”，但她厌恶 “永恒不变的事物”。重复是最无聊的。
无聊是敌是友
但Clavadetscher就是在这种无聊中被激发出对那些“未被发现的、未被讲述的、尚未经历的事物”的兴趣，现在她将它们利用起来：“无聊可以说是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而无聊也可以说是我的朋友-没有什么更能促使我如此坚持不懈地去发现一个更新、更刺激的现实世界。”
20世纪的伟大作家们将瑞士的无聊视为创造性和创造力的障碍，然而，它也同样可以打开另一扇窗。
或许一直都是如此：只有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爆炸地方的人，才有可能突发奇想地想要炸掉阿尔卑斯吧！
(编辑：David Eugster，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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