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造就了穆斯林党派

盖卢比尤省的大选日 Keystone

阿拉伯之春的首批自由大选令各伊斯兰党派大获全胜。针对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掌权在欧洲引起的恐慌，瑞士研究员帕特里克·哈艾尼(Patrick Haenni)作出比较与分析。

1年前开始爆发的民主革命，深刻转变了当时仍相对保守的阿拉伯世界；1年后，在主要由和平主义者、城市人和年轻一代推动的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民主选举中，胜出的却是伊斯兰教党派。

“中东及北非成千上万的人们发出了追求同西方国家公民同等自由权利的呼声，但很多大国的当权者或表演着“政治杂耍”或对阿拉伯地区人权遭受侵犯的现象视而不见，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治及经济利益…没有一个大国采取了及时、有效及一致的保护人权及受侵犯人群利益的措施”。国际特设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反抗的一年»这样写道。

多年前，弗里堡(Fribourg)宗教范围研究所(Institut Religioscope)的研究员哈艾尼就已开始实地对伊斯兰教势力进行研究。

swissinfo.ch：突尼斯和埃及大选中伊斯兰党派的胜利令西方对此大为担心，这有根据吗？

帕特里克·哈艾尼：对伊斯兰教的“西方恐惧”应该被细致地加以剖析。首先，面对伊斯兰教，西方阵营自己就很分化。恐惧不是唯一的态度，在政治圈子里，要试试他们、让伊斯兰教徒尝试管理政权的意向也同样存在。

另一方面，恐惧不单只是西方有。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信徒也一样担心。一年多来，政治分裂也在这些没有了独裁者的国家里发生演化。

swissinfo.ch： 那么是以何种方式呢？

帕·哈：在突尼斯和埃及，首先是两个阵营的分裂，它们分别是倡导对制度作出激进改变的革命主义者，和希望保持一定的制度延续性、集结了穆斯林兄弟、前政权残部和主要为军队力量的保守军事阵营。在利比亚，这种保守力量还得到了西方的军事支持。

而第二，政治舞台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观点分散，尤其是针对在铲除了独裁者的国家里，应该在未来的宪法中把宗教分子摆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在这第二阶段，伊斯兰主义者发现自己面对几乎所有其它政治力量，军队站在与之完全对立的立场上。

即便如此，要想对飞速演化的阶段里、实际面对政治与政权游戏的各种运动作出判断，实在是难上加难。

的确，在埃及或是突尼斯，若采纳某些原教旨主义圈子提出的在海滩安排道德警察，和禁止售卖酒精饮料等提议，则根本不可能支持经济与旅游业的发展。

今天，伊斯兰政治有时必须在恪守某些教义和优秀的经济管理原则之间作出妥协。这些兄弟选择了在效率与有效管理的阵地上露面，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某些让步。而总被我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恪守教义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也对教条作了妥协。

swissinfo.ch：这么说来，伊斯兰党派面临的挑战就是实现选民的期望，特别是在社会与经济领域？

帕·哈：穆斯林兄弟发展出一种远离伊斯兰革命性质、却严守教规的途径，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思想算是一种决裂。他们知道，选举于他们有利，而交出的成绩单是判断他们的标准。

所有自称穆斯林兄弟的党派，无论是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或是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都高举着土耳其的模式，即使他们对此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

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力量认为，政权与合法性将通过国家管理的效率来取得。

这一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埃及，将是管理好体积庞大、按旧体制的逻辑运转的行政机制。

swissinfo.ch：伊斯兰主义者会不会与拥有如今经济工具要素的各界结成联盟呢？

帕·哈：在土耳其与那些推翻独裁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是外省小资产阶级、伊斯兰工商阶层的政治体现，与首都大资本主义阶层形成经济抗争。

在埃及和突尼斯，并没有伊斯兰资本主义阶层。即使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确实代表了一小批朴素的资产阶级，然而经济的主要部分仍是王室家产。

新政权与经济界的关系，无论后者与旧体制有无联系，都将必然决定它们的经济与社会定位。在这种前景下，完全可以想象出左翼或右翼伊斯兰党派的涌现。

swissinfo.ch：伊斯兰主义者的推进是否可以看作是面对西方的一种自证？

帕·哈：伊斯兰主义者非常清楚，他们不能以一种对抗西方的逻辑管理政权。他们所有的决定-私下的或是公开的-都显示出，他们遵守前政权所缔结的国际承诺。他们的想法是要保持低调。

此外，这些伊斯兰党派的选民投他们的票，更多是由于他们在执政领域的纯洁性，而并非出于宗教原因。

积极参与革命的妇女越来越多佩戴面纱。但她们却能更自由地选择丈夫，或是担任要职。

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步伐比我们想象得要快，现代化的实现也有宗教人士的参与。这种看法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而在欧洲的接受程度却没那么好。

即便如此，个人自由的问题将会成为阿拉伯世界接下来的大论战话题之一。对话或是少数教派的境遇这类问题也会被提出来。

因为在该领域亦是如此，随着某些国家基督徒的基本消失，或是阿尔及利亚这类国家大量人口改信基督教，逊尼派占优势的国家中什叶派势力的崛起，埃及科普特人对平等对待的诉求，人们对民事婚姻的要求，围绕宗教社团紧张局势的出现，如埃及的巴哈教派，等等等等，都令牌局变化莫测。

伊斯兰主义者支持民主，但反对公共与宗教自由延伸项目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将集中在这一方面。

镇压的代价

在突尼斯，推翻总统宰因·本·阿里的民主革命持续了29天(2010年12月17日-2011年1月14日)。对突尼斯人和平起义的镇压造成约300人丧生、700人受伤。

在埃及，反对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起义持续了18天，造成80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2011年底，抗议者与保安力量和“流氓”的零星冲突则造成至少8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在叙利亚，2011年对要求布舒拉·阿萨德总统下台的抗议者的秘密镇压已造成5000多人丧生。

在也门，仅在2011年，要求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的冲突已造成至少2700名示威者、部落支持者、脱逃士兵及政府军警的死亡(另有2.4万人受伤)。

在利比亚，前反抗者估计战争受害者人数约在5万人左右。

在整个地区，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后果包括汽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市场上某些产品供应的减少、就业机会的消失、许多企业的倒闭，以及投资者信心的丧失。

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的经济尤受影响。

来源：联合国与通讯社

中国伊斯兰

中国伊斯兰教的各种教派，追根溯源，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各种伊斯兰教派影响的结果。它们或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或是由中国穆斯林从国外引进，而不是中国穆斯林独创的。

格底木、西道堂、新疆维吾尔等族的逊尼派，都源于阿拉伯地区的逊尼派，而且都遵循大伊玛目哈乃斐学派。

伊合瓦尼、新疆维吾尔等族的圣训派，提倡“尊经革俗”，“凭经立教”，被称作“尊经派”，伊合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1849-1934)，又称“果园哈吉”，清光绪十四年(1888)赴麦加朝觐，曾受教于沙特阿拉伯的“海里夕巴氏学堂”，归国时带回一批瓦哈比派的教律经典及其批判“异端”的经籍。正是在研读这批经典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大纲领枣“果园十条”，创立了中国伊合瓦尼教派。

门宦教派和伊禅教派都源于阿拉伯和中亚地区的神秘主义修道派别苏非派。

新疆维吾尔等族的伊禅教派也都来自中亚地区。

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大约在10世纪，在历史上曾受过不同伊斯兰教派的多种影响。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们又改奉了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基本上都受国外影响形成的，他们的源头都在国外。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伊斯兰教确系世界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教派分化，对中国伊斯兰教是有影响的。

  

(来源：中国穆斯林网)

(译自法文：小雷)